蒲慕明教授简介
蒲慕明博士，1974 年在美国 Johns Hopkins 大学生物物理系获博士学位；1974 年-1976 年在美国 Purdue 大学生命科学系做博士后研究；1976 年9 月-1985 年3 月在美国加州大学 Irvine 分校生物物理系任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1985 年4 月-1988 年8 月在美国耶鲁大学医学院分子神经生物学系任教授；1988 年7 月-1995 年12 月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生物学系任教授；1996 年1 月-2000 年 10 月在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生物学系任 Stephen W. Kuffler 讲座教授。1998 年 7 月筹建神经科学研究所；1999 年 11 月 27 曰起任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神经科学研究所所长。2000 年9 月起任美国加州大学 Berkeley 分校分子与细胞生物学系 Paul Licht 杰出讲座教授、2002 年起任神经生物学部主任。
蒲慕明博士主要从事轴突导向和突触可塑性的分子与细胞机制研究，是一位国际著名的神经生物学家。获得奖项及荣誉称号包括：美国 Javitz Neuroscience Investigator Award（1998）、台湾 Academia Sinica Member （2000）、美国 AAAS Fellow （2001）、美国 Ameritec Prize （2001）、吴瑞学会奖（2002）、法国 Ecole Normale Superieure 大学荣誉博士学位（2003）、中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等。任 Journal of Cell Biology （94-01）、Neuron （99-）、Journal of Neuroscience （99-04）、NeuroSignals （01-）、Current Opinions in Neurobiology （04-）、Biochemical & Biophysical Research Communications （03-） 等学术期刊的编委。他目前还担任曰本 RIKEN 脑研究所顾问委员会的委员。
蒲慕明教授语：
过去几年里，我常思考一个刚开始做科学研究的学生或刚进入一个新领域的科学家常面临的问题：怎样选择研究的课题，或者选定了课题后做什么实验。我想科研选题可有两种方式，我称之为「前瞻式」与「回顾式」。
这两种方式从截然不同的策略开始，但最终都可能使你对科学做出贡献，同时又享受到探索与发现的乐趣。前瞻式研究的第一步，你彻底检索你感兴趣的领域的文献，精读最新最「热」杂志里最「热」的文章，搞清楚这个领域里已解决的和未解决的问题。然后，你开始针对未解决的问题设计自己的实验。这些问题常常是最近「热」文章尚未涉及的下一步。这是一种正规的科研方式--探索未知、追寻新知、一种往前看的「前瞻式」研究。但是，这种方式对一个科研新手或刚进入新领域的科学家是有问题的，因为在你完成你梦想的实验之前，类似的实验很可能早被已有成就的实验室先发表了。很显然，大多数未解决的重要问题的下一步工作，必定已在许多实验室中进行。一个新手要和他们竞争，显然是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
对新手来说，第二种回顾式研究则提供了一个比较合适的方式。回顾式研究的第一步，你把所有「热」杂志「热」文章都暂搁一边，读几篇你所选的领域里最近的权威综述，从这些综述中选出几个你感兴趣，在这领域里已被公认的、接受的概念和假说。下一步就是去图书馆寻找这些假说所依据的原始文献（这些文献可能太老而无法从网上下载）。在仔细阅读这些文章后，你开始设计一个新的实验，用过去没有的新技术或方法，再度检测这个假说（你不能完全依照旧方法去重复旧实验，因为复制别人的实验是不受重视的）。你的实验可能有两种结果。第一，你可能证实了旧的实验结果是正确的，因为你使用了新的实验技术或方法，为一个公认的重要假说提供了新证据，对这个领域是有相当的贡献，可以发表在高水平的杂志。另一个可能是你的实验结果与旧的实验结果不符或甚至相反，那你就「中奖」了。你的证据可以对目前公认的假说提出质疑，流行的概念与假设需要重新考虑，你可以发表一篇「热」文章，一连串的新研究课题也将从此诞生。科学的进展就是不断对目前流行的假说进行修正。前瞻式研究从累积新的信息来迫使假说修正。回顾式研究则从检测已知信息的可靠性直接指出假说的破绽。
但是，在这个电子通讯和信息爆炸的时代，新一代科学家却反而因「信息」陷入了一个严重的危机：不能有效选择和消化轻易即可获得的信息。我深深感到新入科研之门的年轻学生最不该做的，就是大量下载所有与他领域有关的文献，而且努力去读所有的文献。一个科研新手往往很难判断所得信息的可信度与其意义，已存在的大量信息难免造成不必要的困惑。事实上，科学界豪某稍值奈献，对年轻科学家富有创造力的心智可能会造成窒息性的伤害。
警告：读大量文献有碍健康！
身为一个神经生物学家，我常常在想，大脑处理信息的创造性与大脑已存信息量之间有什么关系？为什么科学上最富有创造性的，尤其是在物理与数学领域，常常是在科学家年轻的时候完成的？为什么大脑的创造力似乎随年龄而衰退？我现在的假说是「信息量」与「创造力」之间可能是成反比的。每一个新存入神经网络的信息，都是对创造性处理信息的一个新的约束。知识累积愈多，脑中各式各样的框架也愈多，而这些已知的框架正是创新的主要障碍。因此，对知识极谨慎、有「抵制性」地选择吸收，可能是保持创造力的重要一环。
新的成功始于选题的成功----蒲慕明言（来源：鸭绿江论坛）
创新的成功始于选题的成功,但选题平庸、创新不足和重复性选题是当前科研选题中的突出问题。医学由于其学科的特殊性,科研选题不同于一般的科研选题。我们在实际科研管理工作中,发现许多科技人员选题问题依然比较突出,特别是在创新的把握上,如何引导显得尤其重要。
一、 关于科学研究的本质特征
科学研究是人类探索未知、创造、发展和应用知识的认识活动过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用“R＆D”(即“研究与发展”)来表示科学研究的概念。马克思认为:科学研究是精神的生产。美国科学家罗斯坦认为:科学研究是扩大或修改知识为目的的批判性的透彻的探索工作。曰本内野晃认为:科学研究就是追求真理探索学问的行为。美国资源委员会则定义为:科学研究是科学领域中的探索和应用,包括对已经产生知识的整理统计图表及其数据的收集编辑和分析研究工作。我国国家教育部定义是:“科学研究是指为了增进知识包括关于人类文化和社会的知识以及利用这些知识去发明新的技术而进行的系统的创造性工作。”这些概念或定义的内涵和外延都非常丰富,都有合理性,但概括起来不外乎是创造知识和整理知识。
如果要给医学科研下一个定义的话,可以概括为,医学科学研究是探索人体生命本质和疾病相互转化的规律,寻求防病治病和恢复健康的方法的认识活动过程。因此,科学研究的本质特征是创造性与非重复性,并同时具有探索性、继承性和复杂性的特征,其表现形式为“信息”——知识产品。但创造性与非重复性是科学研究的最本质特征,这也是科研选题必须遵循的首要原则。
二、科研选题重要性的再认识
科学研究的程序主要包括科研选题、课题设计、实验观察或调查、实验结果及资料的加工整理、总结分析并提出研究结论,撰写研究报告或申请专利与推广应用等。简而言之,就是提出问题,验证假说,得出结论,或者说就是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在这几个环节中,选题是科研过程的战略性步骤和起点,是科学研究的首要环节。科研选题是根据选题的原则并遵循选题的程序,确定研究的具体科学技术问题的过程。爱因斯坦与他的学生费尔得合著的《物理学的进化》一书指出:“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因为解决问题也许仅仅是一个数学上或实验上的技能而已。而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以新的角度去看旧的问题,却需要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科学学家贝尔纳也曾指出:“课题的形成和选择,无论是作为外部的经济技术要求,抑或作为科学本身的要求,都是科研工作最复杂的一个阶段。一般说来,提出课题比解决课题更困难。”
这里他们都特别强调,“提出问题”和“选择问题”的重要性,可见“正确地提出问题等于解决了问题的一半”的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因此,科研选题是科学研究过程中具有战略意义的首要问题和关键环节,是贯穿于全部科研工作的主题思想,是指导科学研究各项工作设计安排的主线。选题恰当与否,其意义在于科研选题关系到整个科研工作的成败与成果水平的高低,关系到国家目标能否得到体现,关系到科技人员的成长与成才,关系到科研管理活动的效能,包括人力、物力、财务的节约与浪费等。对选题而言,科研选题是对某一科学问题在理论上和实验技术方面的概括。它集中反映了选题者基本理论与专业知识的丰富程度,实验技术与方法的熟练程度,科学思辩能力的强弱程度,知识结构的合理程度与知识面的广度。因此,它体现了选题者的科学天才、智慧、经验和技巧。正如Oliver (1991)所说:“和其他事业一样,科学中的成就往往属于最懂得战略、战术的科学家,而不一定属于最有天才、最有技巧、最有知识或著作最丰富的科学家。”
作者认为,一个创新性强,科学意义和应用价值重大而可行的课题,可以概括我三句话,即目标要高,思路要新,方案可行。目标要高:“基础研究世界第一,应用研究效益第一。”坚决不重复前人已做过并得到肯定的工作,一般不重复近期文献报道的工作,必须做前人没有做过的工作,思路要新:要善于在错综复杂的矛盾或疾病现象中寻找新的切入点和突破口,科研思路独辟蹊径,耳目一新。方案可行:技术路线新颖、简洁;方法先进,或者说与科研目标相“匹配”;观察指标能充分说明研究结果及推论,即用最简洁的路线、最简单的方法、最少的指标完成研究课题,实现研究目标。
三、创新原则的把握及其相关问题
创新性是科学研究的灵魂。它体现科学研究的真正价值。一个课题如果没有创新,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也不能算作是真正意义的科学研究,只能是“学习”或重复前人的工作。创新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原始创新,原始创新的核心在于所在研究领域中基本概念上的建立或突破、新方法的建立或在新的领域内的拓展。基础研究的工作主要属于原始创新。如诺贝尔奖80%以上都属于原始创新。第二类是次级创新。次级创新主要表现在对现有概念、理论、方法等的补充和改良。应用基础研究和大部分应用研究多属于次级创新。***主席在1995年全国科技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如果自主创新能力上不去,一味靠技术引进,就永远难以摆脱技术落后的局面。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难以屹立在世界先进民族之林”。科学研究就是要求新、求异、求真,要有独到的见解。因此,创新是民族自立之本,是科学研究的第一要义、核心和标志。实际中如何把握创新是一个突出的难点。要真正做到创新,应解决好以下的几个认识上的问题:
1 处理好国家目标与创新的关系所谓“国家目标”就是在我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科技工作必须围绕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关键性科技问题进行布置和规划。概括地讲,国家目标就是发展经济,提高国家的整体科技水平,增强综合国力。具体体现在国家的科技发展规划、计划或项目招标指南中,如973规划、863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招标指南等。选题要把注重在学科领域内创新和体现国家经济、社会与科技发展目标有机地结合起来,因为选题的准确与否,体现了对科学发展趋势的了解与预测, 体现了对市场需求的预测,体现了对国家经济、社会与科技发展目标的理解程度。只有把两者结合起来,才能真正说是选准了课题,瞄准了目标,同时又有创新。
2 处理好前沿与自身特色的关系科学研究的前沿是指已知与未知的界面。分为热前沿和冷前沿。热前沿即当前有多数人围绕某一问题进行研究。常常是在某一学科或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或者出现了新的技术手段有利于进一步深入研究时形成的。如从基因水平揭示疾病的发生机制,探求新的防治方法及基本病理过程,是国际也是我国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的热前沿。冷前沿当前很少有人研究,但却是蕴藏着重大意义的问题,常常是由于人们难于着手或未予以重视的问题。而特色是科学家们长期围绕一个主题的系列研究并通过积累,形成的传统性研究方向与专长。前沿要探索,特色不能丢。已经形成的传统特色研究方向可从前沿借用新的理论、手段和方法来解决当前课题面临的问题,进一步形成自己的优势和特色避免一窝蜂上前沿。而对于还没有形成自己特色,的年青科技工作者,在把握学科发展趋势的同时,从学科发展的前沿去选题,走前沿和尖端要快,从而尽快把研究工作推向前沿。
3 处理好现有基础与创新的关系现有工作的积累是创新的前提和基础,单从书本、文献上找热门课题,赶时髦是做不出开拓性工作的。选题要站在世界科技发展的潮流之中,要有专业的敏感性。有人认为,最好的选题不是现在的热点,而是在两三年后凸现出来的东西,这样的人才才有可能领导一个方面的开拓性工作。
4 在学科的融合、交叉和综合中体现创新充分注意学科交叉和跨学科研究选题。学科交叉根据其交叉程度的不同,大体有三种形式。一是方法上的交叉,即借用其它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技术手段来解决本学科的问题,得出单一学科无法得到的指标、数据和结论;二是不同学科、不同专业的研究人员互相结合,针对同一问题,从不同侧面去探求问题的本质和规律,这需要不同专业的研究人员进行广泛合作,共同对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研究结果加以综合分析,以求获得整体性、综合性的结论;三是学术思想上的交叉、互融,用单一学科的理论基础和技术手段不能取得理论性突破,需要其它学科新理论的参与,共同设计研究方案的解决途径,达到学术理论之间的碰撞、互补和衔接,这也是最深层次和最应鼓励与支持的一种学科交叉。应提倡从多学科的融合中提出新问题,选出新方向,应改变那种只在本学科范围内选题的习惯。但在实际工作中,很多所谓交叉项目,往往只是一些方法上的交叉应用,真正从学术思路上交叉的项目少。严格意义上的交叉,必须从学术思想、预期目标、技术方法等方面实现结合,离开任何一个学科都不能完成既定目标。
5 与创新密切相关的科学观、系统观问题
(1)注意医学科学研究的特点即系统性与复杂性医学面对的人是一个有机整体,是一个包括多种物质运动形式、多层次、多因素相互作用的复杂的开放系统。系统性和复杂性是人体、疾病和医学科研的基本特征。在选题、设计和结果验证等科研过程中要引起高度重视。否则,不但课题中不了标,就是中标了,其实验结果也难以让人信服。这也是医学研究的难点。
(2)医学科学研究必须十分关注生物学(生命科学)的发展动态从总体上讲,医学科学的发展是随着生命科学的发展而发展的,因为生物学研究的是正常生理状态下生命发生、发育与调控的规律,而医学科学研究的是病理状态下疾病发生、发展与转归的规律。许多学科联系紧密,密切相关。如解剖学—病理解剖学,生理学—病理生理学,细胞生物学—细胞病理学,分子生物学—分子病理学,基因组学$C基因病理学。临床医学研究又必须十分关注基础医学的发展。如免疫学—临床免疫学,药理学—临床药理学,神经生物学—神经病学,微生物学、寄生虫学—病原生物学,生物化学—临床生物化学等等。随着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完成,医学科学研究可充分吸收其研究成果,来阐明疾病的发生机理,进而建立新的临床诊断方法和治疗方法。
(3)树立“大科学观念” 科学发展至今天,人类已进入大科学时代。当代生命科学由于受到人类基因组计划(HGP)的冲击,正在发生着一场影响广泛而深刻的革命。随着HGP的完成, 医学也将进入“分子医学”、“基因医学”时代,同时一些新的研究领域正在不断涌现,如生物芯片、基因信息学、蛋白质组学等。因此,在科研选题中,也应树立现代科学的“大科学观念”,树立“基因观念”、“基因病理学观念”,而相应的科研思维模式、方法和手段都应有所转变。对当代医学科学的发展,不仅要熟悉自己所在的学科领域(局部),还要了解整个医学的发展态势(全貌),既要知道自己所处的位置,又要知道同行的领域和动向。科研选题在科研活动中具有重要地位,一定意义上讲科研选题的成功,科研就成功了一半,认真作好科研选题,突出注重选题的创新性原则,是对每个科技工作者的基本要求,应引起科研管理部门的高度重视。
蒲慕明：大科学和小科学（《自然·中国之声Ⅱ》 ）
蒲慕明：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神经科学研究所所长、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教授。
30多年前我刚开始做研究生，在一个高能实验物理实验室第一次接触了科学研究。那时我的工作是协助装置一个由精确排列金丝导线组成的粒子探测器。仪器完成后运到另一所大学进行测试，最后被安装在曰内瓦的一个大型仪器上。在这个科学计划几百个参与者中，我是资历最浅的学生。没有人告诉我这个计划的细节，我对整体概况也只有一个模糊的认识。不久我离开了那个实验室，主要原因是我对所研究的科学问题的疏离感，也感到自己只是“大机器里的一个小螺丝钉”。后来我在一个生物物理实验室完成了第一项研究工作，在那里，我的导师和我可以提出问题、共同设计实验、并在几天之内得到答案。回顾过去，多年来我对科学的热忱和动力，是源于一种能在自己实验室中发现问题、证实或推翻自己的假说时所获得的欣喜。不可否认，科学领域的同行对我自己实验室的一些发现所给予的肯定与赞赏，一定也对我科学生涯所获得的快乐有相当的贡献。像大多数同辈的科学家一样，我是在一个小实验室成长，并以所谓“小科学”的方式为科学做出我的贡献。
西方和东方都正在刮“大科学”之风，大量的研究经费都投入到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或“某某组学”等计划上。在中国，“大科学”正好符合了国家一向的习惯以“由上而下”的方式来进行科研规划和运行。一些决策者们也认为“大科学”代表着未来科学发展的趋势。许多科学家都忙着纂写“大项目”的申请书，要求政府给予高达几亿到几十亿的经费。
一个发展中国家是否应该强调“大科学”？这个问题在中国目前尤其重要，因为国家中长期科研规划正在出炉中。在这里，我想从生命科学的角度来探讨“大科学”与“小科学”的利弊，这些论点也可能适用于其他自然科学。
★科学的“大与小”
在这里“大科学”我定义为由少数政治或科学领导人物，“由上而下”组织起来的、需要大量科研经费、包含众多实验室和科研人员的计划。在中国，由科技部和其他政府部门组织的一些项目，如“863 ”、“973 ”项目，以及目前国家中长期科研规划所衍生的巨型项目，在此都归属于“大科学”。
“小科学”我定义为由个别科学家发起，只有一个或几个实验室参加，并经过有竞争的同行评审的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NNSFC ）资助的项目 就是“小科学”的例子。在中国，“大科学”的运作类似于“计划经济”，而“小科学”更像“市场经济”。
“大科学”的出现最先是在高能实验物理和天文学研究。这是因为有些项目需要大量的资源和众多的科研人员共同参与、以及在良好的协调管理之下才能完成。 1971 年美国尼克松政府提出“抗癌战争”的大计划，宣称要在1976 年战胜癌症。三十年后的今天，癌症仍是严重威胁人类生命的顽疾。我们现在了解癌症是一个复杂的生物学问题，不论投入多少经费，也不可能在设定的期限内很快解决。三十年来癌症领域的研究是有了相当可观的进
展，然而这些进展主要应归功于一些个别科研工作者所推动的“小科学”研究。
人类基因组计划是另外一个例子，但是极为成功。不像“抗癌战争”，基因组计划是以技术为主，有一个肯定可以达到的目标。对整个人类基因组的测序即使用低技术测序方法亦可以完成，尽管不是那么高效。基因组计划对科学的主要贡献是提供了大量的有助于许多实验室进行科研的新信息，而不是直接解决了科学问题。这些大量的新信息，改变了许多生物学和生物医学的研究方式，也为新的生物技术、生物信息学和系统生物学等新学科奠定了基础。
一个成功的大科学计划有这样几个特征：首先，它有一个非常明确、而且肯定可以完成的目标。第二，它是由科学家自发组织，并得到该领域科学家的普遍支持。第三，启动这个项目的时机已成熟，在该领域已具足够的条件来开展此项目。一个值得政府支持的大科学项目，不但要符合政府政策的需求，还应通过科学家们严谨的组织与评估（见饶毅等的文章）。
★为什么要做“小科学”？
人类基因组计划的成功使许多科学家和政策制订者产生了这样一个印象，就是未来生命科学的进展将主要依靠对生物问题的大规模攻关。有些人甚至认为“小科学” 的时代已一去不返，由假设所推动的研究已结束——只要用高流量的技术得到所有的信息，各种信息都会对号入座，所有难题便会迎刃而解。有人说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是更多、更好的新型仪器来采集完整的“某某组学”的信息、训练更多的技术人员来操作这些仪器、更多的“生物信
息学家”来分析这些信息。由此我们将完全可以了解所有生物学问题、认识疾病的起源，找根治疾病的方法。
然而历史告诉我们，生命科学领域的主要突破，绝大多数是由个别科学家推动的“小科学”研究所创造的。在生物学领域，像DNA 双螺旋结构、遗传密码、致癌基因、发育的基因调控、细胞凋亡、学习和记忆的机制翟烩些重大的科学发现，几乎完全源于“小科学”研究。在生物技术领域，重组 DNA 、单克隆抗体、分子克隆、聚合酶链反应以及干细胞技术等主要技术的发展也无一例外的是由小科学研究完成的。
科学的发展是不易预测的，它需要有许多实验室用不同的途径来探索。尽管一些有远见的科学家可以有能力指出科学发展的总体趋势，但是想预测在那个研究领域会在何时出现重大突破是十分困难的。小实验室的运作也可使科学工作者之间的交流更有效，更有利于激发创造性的思路、开展创新性的实验，解决理论上和技术上的难题。而且，当一大群科学家参与一个大项目时，那些平时驱使他们科研工作的动力，如对某一个别科学问题的个人兴趣、同行间的竞争、科学界对个人成果的赞赏，都将消失殆尽。
更重要的是，小实验室可以提供培养年轻科学家所需要的导师与学生之间的紧密关系。在小实验室里导师有机会直接与学生交流，并能深入掌握实验的设计、分析数据、解释实验结果。学生也能通过和导师的交流学到彼得·梅达沃（Peter Medawar ）所说的 “探索可解决的问题的艺术”（the art of soluble ）。这种导师学生间的交流，能使学生不仅学到探索和解决问题的实验技能，而且通过潜移默化建立他们对科学的热忱、对自然的好奇心
、做研究的风格和品味，以及对科学和非科学事务做判断时的正直人格。就是这种师徒关系造就了几代二十世纪的著名科学家。
简而言之，“小科学”实验室是重大科研进展出现的主要场所，是培养下一代科学家的最好的环境。更多的资源应该给予高质量的小实验室来培养新一代科学家，使他们不仅热衷于科学探索，并能在当今信息时代里从海量的噪声中抽提有用的信息，能提出恰当的科学问题，设计有效的实验。
re:蒲慕明教授的科研方法论整理
★“大科学”的危险性
最近在中国出现了对“大科学”的热潮，这引起了许多中国科学家的关注。在曰益加剧的国际科学竞争中，也许是民族自尊心驱使了政府及科学管理者仓促上马大科学研究项目。大项目本身是有风险的，必须有细致的规划、并能正确的评估在特定领域内是否有足够的训练有素的研究人员来进行这些大项目。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大计划所吸取的大量资源将造成小型研究计划资源的萎缩，对整个科学界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对这些大科学项目的组构、评估，以及在项目进行中如何监督都是有很多问题的（见饶毅等的相关文章）。
大科学计划常常强调生物技术大型平台研发的重要性。如基因组测序、蛋白质组分析、化学药物筛选和生物信息分析等平台。但是开发尖端技术需要在中国有强大的基础生物学实验室、否则只能靠投入巨额经费、从国外引进现成的平台。可是，应该在有许多实验室能够有效地使用这些技术平台时才大量引进这些设备，否则就造成资源浪费。
也许有人会争辩说，将一群小实验室组织起来，去做有共同目标的一个大项目，比说治疗肝炎或者阿尔茨海默氏病，是一个合理的策略。在中国有限的资源和高质量的研究人员缺乏的情况下，科学研究有时候确实需要组织起来，以尽力满足社会的需要。但是，除非大项目的参与者对分派的研究任务具有真正的兴趣，那些只是靠经费所驱使的项目通常是无法有效运行的。
事实上，过去参与“863 ”或“973 ”这类大项目通常被中国科学家们视作可不通过严格的同行评审就可得到大量研究经费的机会。许多此类的大项目并没有能够对参与者的研究方向或他们的实验室的产出率有显著影响。除了少数领先的实验室做出一些成果，很大一部资源是投进了一些低产出、通过研究机构或个人关系入选的实验室。
目前在拟议中的上亿元的大科学项目，为了要证明巨额投资的必要性，这些项目在预算中必然包括了巨额的仪器购置费。这让我回想起八十年代世界银行对中国一流大学的贷款项目所发生的巨大浪费。那时候进口了许多先进的仪器，但大部分在许多校园里使用率极低，更有甚者从未被使用过。
许多来访的外国科学家都对中国研究机构目前有的最新仪器印象深刻，但很少对这些仪器的有效使用表示赞赏。随着几个大项目计划的即将实施，我们希望不要见到许多研究机构配备了大量最新仪器，但让这些仪器扑满了灰尘，十余年后都报废了。令人痛心的是，一些中国科学家认为，既然现在政府愿意投资，大量的研究经费是不拿白不拿；而没有考虑到在他们实验室里闲着不用的一台仪器的投资额，是足够维持贫困地区的整个乡村好几年的生活。
最后，一个简单的经济账可以说明问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现在的年预算额约为20 亿人民币，其中五分之一投入生命科学领域，而一项在拟议中的中长期科研规划的巨型项目，就可能获得100 亿人民币。即使这一项资助延盖15 年，每年的投资额也将大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对整个生命科学领域的投资。从整个国家现时对于自然科学研究的总投资额来看，在此刻将大部分资金投入少数大项目是不合理的。
★基础科学，应用科学和技术
在科学政策制定与管理者中有一种普遍的态度，即把科学和技术（科技）看作一回事。科学计划和工程计划没有任何区别，都用同一种方式来策划和管理。以生物医学为例，针对疾病的项目被认为只要动员科学家、用完善的策略去直接解决与疾病有关的问题就可以达到目标。然而，理解正常生物现象和病态的规律（科学）和开发治疗疾病的手段（技术）是有明显区别的。
在生物现象和病理了解上的突破是开发治疗疾病的基础，只有在许多有能力的研究者对他们有兴趣的基础生物学问题获得肯定的解答才能完成。重要的突破只有靠科学家全心全意地投入他们的研究，而不是靠资助的诱惑、三心二意地参加一个已组织好的大项目。
虽然对已有的技术应用项目可能会很成功地由“由上而下”的计划来完成，开发新技术跟基础科学一样是不可预测的。像所有的科学发现一样，重大的技术突破，常常靠的是技术人员全心全意地投入他们有兴趣的工作，以一种不可预测的方法解决他们的问题。
虽然近年来中国在生命科学领域的研究质量已有显著提升，现在仍急缺训练有素的研究人员。在缺乏足够多的高质量研究人员的情况下，组织大型项目必然会导致资源的浪费。所以对基础科学而言，更合适的策略是将资金分散到许多小项目，同时强调科研的质量与原创性。只有通过高质量的科研我们才能期望在基础科学与技术应用方面有真正有意义的进展。
英国科学家马克斯·佩鲁茨（Max Perutz ）曾说过“科学上的创新是不能够组织的，从上而下的指引将抹杀创新”。科学发展必须靠政府的支持，但是科研进展的方向和内容是很难计划的，这个事实佩鲁茨本人就是最好的见证。在他建立和领导的剑桥分子生物学实验室里，培养了十二位诺贝尔奖得主，为现代分子生物学和目前的生物科技工业打下了基础。
★加强基础科学研究
令人吃惊并感到迷惑的是，在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所设定的20 个专题中，只有一个是关于基础科学的。这直接反映了政府对基础科学缺乏应有的重视。据说有些政府高层顾问认为，既然中国在基础科学上已经落后西方很多，提高基础科学水平又是那么困难，从经济的角度来考虑应该将资源集中于应用科学和发展社会需求有关的技术，基础科学应置于次要的地位。再说，基础科学的研究成果应是全世界可以共享的。
这种看法是短视和误导的。中国未来技术发展的主要瓶颈正是基础科学的薄弱，尤其是在生物医学和生物技术领域。在一个越来越讲求原创性和知识产权的时代，与发达国家共享基础科学研究成果将会是极为昂贵和低效的，除非我们满足于别人的残羹剩饭。进一步说，当中国正一步步进入“小康”社会时，科学不应该只被功利性地看作技术和社会福利的工具。基础科学是科学文化的源头。作为现代社会的基石，科学文化尊重智性的追求和对客观真理的理性探索。要科学文化生根结果，基础科学研究可提供最富饶的土壤，小型科学实验室可提供最适宜的环境。
蒲慕明: 做一个有品德的科学家
科学家不是生存在真空中, 而是生活在一个社会里。一个有品德的科学家才能受学术界和社会的尊重, 他的工作才使人信服。有品德的科学家是严谨的、讲公德的、有诚信的、尊重事实并捍卫真理的。不要有了结果, 即使数据靠不住, 自己都不能信服的东西, 也要出文章。今年这文章出了, 下面做不下去了, 别人不能重复,那你的名声就毁了。不要因为眼前要出一篇文章, 将来后患无穷。严谨态度要从小事做起, 你到公用实验室使用仪器, 该签名时就签, 应该怎样操作就怎样操作, 要守规矩。图省事、走“捷径”和占小便宜, 成了习惯, 最后就会犯大错。我们在学习阶段, 就要培养严谨的态度。
科学家的品德也反映在与人合作的态度上。与人交流合作必须是公平互惠的。合作是一个科学家要学会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假如你不会合作, 在科学世界里你必定是非常局限的。学会怎样做一个好的合作者是你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怎样合作, 从做学生开始就要学习。很多年轻人认为要在这个社会生存, 就要竞争, 要竞争就要厉害, 要抢, 不能退让, 有好处不拿白不拿。我认为这是一种非常浅薄的态度。总想占便宜, 人家就不跟你合作了。最常见的问题就是出了文章谁做第一作者? 都认为自己贡献最大。我们不要因为得不到第一作者就认为这世界太不公平, 其实没有百分之百的公平, 要以平和的心态对待此事。我自己
经历就是这样, 所以多年来一直有很好的合作, 即便有时吃点儿亏, 但远不能跟收获相比,因为通过合作使我得到了更多的学习机会, 大大扩展了研究领域, 对以后工作很有好处。
另一个与科学家品德有关的就是浮夸。现在国内许多对个人或单位研究工作的意义或取得成就的描述, 常常过分夸大。有人辩解说“这是公关, 是为了经费和名声”;“每个人都这样做, 国外的科学家也是这样公关的”。我不赞同这种看法。如果过分夸大、不诚实、欺骗是所谓的国际趋势, 我们也不应该追随这种趋势。我反对科学家像商人一样, 用尽一切办法,包括欺骗, 去“销售”他自己和他的单位。我坚信一个有品德的科学家应该是诚实的, 即便是面向不懂得其研究领域的大众和领导也必须是诚实的。当一个科学家成为科学管理者时,应更有义务坚守科学家的行为准则, 讲实话, 不浮夸。中国科技界盛行的浮夸风, 包括申请
经费时的浮夸, 纵然有其客观原因, 但追根还是科学家没能坚守基本的品德。浮夸只能得利于一时, 它终将毁掉一个人、一个机构甚至一个国家的科学声誉。这种浮夸风已经成为中国科学事业发展、中国科学得到国际科学界尊重的主要障碍。我希望我们的研究生、下一代的科学家能纠正这种不良的社会倾向, 对自己、对科学、对社会都能坚守诚信的品德。
来源: 中国科学院院刊, 2006, 21(1): 2-3.
蒲慕明提出了以下几个值得重视的问题:
权威与创新
墨守陈规和等级森严的儒家传统，给现代中国社会遗留了长远的阴影。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权威统治和遵奉心态造成的氛围，无助于形成一个培育个人创造力的社会环境，而个人创造力是科学探索的关键。听从老师的活和接受经典论著的教条是儒家教育的基础。这种教育模式是科学突破和技术创新的一个主要障碍。
现在更应该强调的观念是，激励学生追求知识的热忱重于传授知识本身，学生对教科书和教师的话也可以质疑，并能养成在课堂内外提问的习惯。对现有的证据、假设、概念提出的挑战，无论是多么幼稚和薄弱，都应该受到鼓励和严的对待。
蒲慕明认为，与西方发展相比，中国的研究项目经常被誉为“填补了中国科学的空白”。如果研究方式总是沿着现有的思路和与西方相似的模式，将导致不利的竞争地位。中国的同事经常抱怨他们的工作结果得不到认可，而在西方国家做相同的工作，却可在高质量的刊物上发表。对科学前沿重要问题有攻关的信心和胆识，是通向科学重大发现并得到国际认可的关键。
鼓励批评性的学术交流
在中国的学术界有一个普遍的问题，就是科学家之间缺少公开的批评性的学术交流。应当让学术研讨会不仅仅是友谊性的聚会，而是使人受益的学术活动。
这也反映在学术论文向国际刊物投稿的问题上。虽然审稿人的批评性意见初看起来似平是不公正的、有敌意的，我们也应该把这些评语视为提高我们工作质量的建设性意见。当稿件被拒时，应该去反省工作中的不足，回到实验室做更深入的工作，而不是不作什么改进就寄往另一个杂志。一个实例就是近纪念上海神经科学所在高水准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数量大幅度提高。这是因为研究人员在文章被拒后，不断采取进一步实验，提高工作水平，使稿件终子达到高质量杂志的水平。
总之，对学术批评的不总被认为是人身攻击。过度的礼貌和谦虚可能在一个传统的中国家庭维持儒家式规范是必要的，但对于一个研究单位是有害的。同事间批评性的坦诚建议对一个科学家的成长是极其重要的。例如，每年“全所学术研讨会”可以为培育批评交流的气氛提供一个好机会。如果组织者在会前特别强调批评性甚至反面的评论都将视为建设性的意见，坦诚交流气氛将会有所提高。
必要的紧迫性
在世界一流的研究机构里，总有一种“必要的紧迫感” ( essential tension)，使得科学家全身心地投人到解决所面临的科学问题。这种紧迫感可来自科学家要提升自己的渴望、周围同事和学生的挑战、同行的竞争、或者仅是“不发表，就完蛋(publish or per-ish )”的压力。一个“困境中孕育创造力”的学术环境，对所有形式的创造活动，包括科学发现和技术创新，都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学生和研究人员的聪慧、勤奋及良好的训练，已受到国际科学界普遍的赞赏。但是，正是那种“必要的紧迫感”才使他们能迅速地成为世界各主要研究机构中的高产出者。
中国的许多研究机构都有很多这样的学生和研究人员。我们相信，当这些机构提供了合适的环境
后，“中国制造”的重大学术成就会很快出现的。
排除非科学性障碍
对行政性的制约和繁琐的抱怨是世界上的普遍现象。但对中国科学家来说，还有额外的障碍。科
学研究就像很多其他社会现象一样，是在政府直接的规划下进行的。
政府主要资金的使用采用自上而下的方式，造成了各个层面的科研行政部门具有庞大责任和权力。
科研机构的行政人员经常充当“指挥者”，控制经费资源，下达指令，而不是对科学家提供服务。对
行政体系进行实质性的改革，包括减少人员、提高行政效率、在财政审计合理的制约下简化预算和核算的程序，将是科研部门行政机构改革的重要步骤。
以业绩为准的评估
一个科研机构的水平主要取决于能否建立以业绩为标准的聘任、晋升和资源分配制度。在过去，中国科研人员的学术生涯并不直接与其业绩挂钩。不管业绩如何.政府对一个科学家从大学毕业直至退休是“全程照顾”，结果造成了研究人员缺乏压力和动力去提升科研成果。
现在很多科研机构开始试行改革，通过对研究人员的定期考评来打破“铁饭碗”。这些考评能达到的实际效果如何尚不清楚。成功地进行以业绩为准的考核体系，首先需要能对科研业绩进行客观评估，
且对评审者的身份能够保密。除各学术领域中合格的评审专家不足外，缺乏保密性常使得客观的评审
非常困难。广泛地聘请国际同行评议，是目前国际上主要研究机构普遍采用的方法，这对解决客观评估的困难会有所帮助。
长远的目标
西方国家各个科学领域都在飞快地发展，其中包括了近年来众多海外中国科学家的贡献，这对中国科研机构的发展构成了严峻的挑战。对那些尚未解决的重大科学问题，我们是否有足够的资源和决心
去和强大的西方研究机构竞争?仅靠组织和动员科学家们对某一具体规定的共同目标进行攻关，是不一
定能在科学上取得成效的。
现代生物学历史清楚表明，重大问题的突破大多来自于那些追求自己研究兴趣的小实验室。因此，科研机构的主要任务是提供一个稳定和优越的环境，让科学家可以自由地探索他们自己感兴趣的科研问题，并提供一些机制鼓励引导他们从不同方向对重大科学间题进行探索。
沿着西方主流实验室目前的研究方向去和他们竞争是极不利的，也很可能浪费资源。偏离主流影响、形成自己独特的科研方向是需要时间的，也需要科学家和科研行政管理者的耐心和坚持。此外，许多中国科学家所感到的学术上的孤立可能是两面的。与主流学术圈的相对孤立，可以有更多的空间去独立思考和开辟独特的科研途径。总之，科学也可能像物种进化那样，通过“绚烂的孤立(splendid isolation)”而发展。
有一个曾引起很多中国文明史学家感兴趣的向题，就是为什么现代科学是在欧洲得到发展而不是在中国，尽管在早期中国文明中已经清晰地出现了科学和技术的源头。经过几十年中国科学和技术史的研究，李约瑟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形式的“官僚封建制度”阻碍了现代科学的发展。在新世纪，中国面临的挑战就是怎样克服一些残余旧文化的约束，使科研机构能得到飞跃的发展。
蒲慕明所长在神经所06年会上的讲话摘录
如何做创新工作
科研工作怎样能有创新性？创造力是从何而来的？创造力能否学习？ 这些都是难题，我
不能声称说我有答案。在三十五年科研生涯中，我不断努力去做创新的工作，我只能谈谈
我自己的经验和感想。
广铺触角（broad scientific exposure）：
首先要学习把你的触角铺得广。
我刚才说许多创新工作是把表面上不相关的现象联系在一起，别人没有想到这样的联系，
你想到了，这就是令人惊讶、引人瞩目的创新。很多创新工作的源泉是“联系”。所以要有
广泛接触、你的触角铺得广是做出创新工作的一个有益的条件。就拿听学术报告来说，
如果你认为不是与你有关的工作，就没有兴趣去听，那你就错了。事实上你需要常常听
那些与你的工作好像无关的报告。听完这些报告你可能会突然有些想法、有些灵感，
可以把别的领域的东西引用到你自己的领域来，做出创新工作。去听与你无关的报告
可能比听与你工作直接相关的报告更重要。参加会议也是这样，有时参加与你工作无关的
会议比参加与你工作直接有关的会议更有收获。今天香港科技大学叶玉如教授也在这里，
大概15年前，我在巴黎参加了一个与我没有直接关系的会，我以前不认识的叶教授也在
那个会议上，我们谈到她做的神经营养因子受体的工作，谈的过程中我们想到既然神经营
养因子对神经生长与神经元存活有这么大影响，也许对神经突触功能也有影响，所以决定
合作试试研究神经营养因子对神经突触功能的影响。我们回去后就马上动手做，完成后，
1993年出了一篇文章，开创了突触可塑性研究里的一个小领域。所以把触角放远对做出
创新性工作是非常有益的。
探索历史（Learn the history）：
学习与你研究工作相关的历史对做出创新性工作也是非常有益的。我刚刚说创新性工作都是
有连续性的，都是建立在前人工作之上的。我在上课时常常要求同学们，读文献不要只看
文献描述的工作（What was done?）。还有四个“W” - 你也应知道，是谁做的(Who did it?) 、
什么时候做的（When?）、在哪里做的 （Where?）、为什么会做这工作（Why?）。
知道创新工作的来龙去脉，将帮助你在你这个特定时间、特定情况下做出与以前那些工作
一样具有创新性的工作。所有的科学论文从表面上看都是非常合乎逻辑的。陈述的通用顺序
（“科学八股文”）都是像这样的：前人发现这个、发现那个，因而我们提出这个假说，
做这样工作，得到这样结果。其实很多工作不是这样来的，而且常常是倒置的。人们
偶然碰到一个现象，然后想到底怎么会是这样的？最后决定可以这么解释，可以和前人
发现的这个、那个现象有关，才提出这个假说。科学八股文现在已成为科研写作的标准模式，
没有真实反映科研工作的整个过程，需要你化很多力气才能找出来龙去脉。一些二十世纪初期
的科学论文不是这样的。作者会诚实地告诉你他为什么做这个工作，原先可能希望得到其他结果，
但是没有发现他想要的结果，可是在偶然之中得到了现在的发现，整个来龙去脉都跟你讲清楚了。
为了简化或修饰，现在的论文都把真实的来龙去脉修改了。
想了解重要的创新工作的来龙去脉，你就要读科学史、读科学家传记、要读科学家写的东
西。二十世纪生物界最重要的就是分子生物学革命，这是怎样发生的？是谁做的？他们为
什么能做出革命性工作？我一直建议每位同学、老师都要读“The Eighth Day of Creati
on”这本书，是Horace Judson化了十多年功夫、访问了上百个科学家、从访问录音带整理
出来的历史。从四十年代中期到六十年代中期这二十年期间所有重要的分子生物学工作的
历史都记录下来。它告诉我们分子生物学革命是怎样产生的。了解这些历史远远比上一门
分子生物学课重要、比读一百篇最新的分子生物学论文重要。我在阅览室放了三本“The
Eighth Day of Creation”，我想问问有几位同学看过？看几页都算，请举手…… 好像还
是少数人读了这本书。 三本书在阅览室，有空就可以去读，读多少是多少。在我们的阅览
室还有许多类似这样的书，我希望大学都能抽出间隙时间，暂时抛开实验工作，化点时间
到阅览室去读那些书。
挑选性阅读（Selective Reading）：
谈到读书，我想讲下面与创新性直接有关的，就是挑选性的阅读。你所在领域的文章不要
出一篇读一篇，一下从电脑里下载一百篇，把你的领域所有文献全部下载，整天坐在那里读。
对初学者来说，这种大量的阅读对你的健康是有害的（众笑），对你的创造性思维是有害的。
为什么？这些文献把你的脑筋框住了，脑子里一大堆信息，你不知道怎么分析这些信息，
不知道它们的重要性，哪些信息可靠？哪些不可靠？你都没有判断力。你全盘接受，把整个
思路搞乱了。即使你已进入这个领域已经有段时间了，也不需要读你所在领域发表的每一篇文章。
那你需要读什么？你所在的研究领域的重要综述你都要读，很多重要综述文章是由你所在领域的
领袖人物写的，他们知道领域的研究现状、什么是重要的研究工作、什么问题已有定论、
已经解决了、什么是现在尚未解决的问题，这些综述一个个跟你讲清楚。从那些综述中你
可以发现一些重要的原始文献（包括以前的和现在最新的文献）需要你去钻研。
认真读完这些，你就可以做你的研究工作了。只要是你所在领域的公认的尚未定论的问题，
你就去做。现有的文献中有太多不完整、不准确、甚至是错误的工作。你实在没有必要
浪费时间去钻研那些文献中的每个细节。没有定论的问题，你就去做，去发现新的现象，
去提出你的假说，设计实验去验证。等你的工作有结果时，你再去读那些与你的研究工作
有关的文献，这时你已有经验，你的阅读也有了针对性。你去找那些与你的工作有关的文献，
看人家是怎么做出来的？为什么你的工作与人家不一样？不要担心你现在做的工作可能与
已完成的工作有重叠，任何一个实验存在着许多变数，与以前别人做的实验完全重叠的几
率是非常小的。在你已得到了实验结果后，这时你可以通读与你工作相关的文献。因为现在
你能有目的、而且有经验去与别人比较你的工作结果。如果你的结果与别人不同，那你现在
就可以去发现为什么不同。这就是有挑选性的阅读，特别是刚开始入门的研究人员，我认为
这样的阅读方法更适当。
刚才我说只要是你所在领域公认没有定论的问题，你就去做，你的工作就可能有创新性的
贡献。但是， 已有定论的问题有时也可以去做。这就牵涉到阅读的另一面，就是与我先前
讲到的探索历史有关。我建议你有挑选性地去探索已有定论的，大家公认的概念（或假说
）的历史，阅读一些得到这些概念的 经典文献。你很可能会发现这些概念的实验基础不都
是牢不可破的，有些实验所依赖的技术现在看来可能是有问题的。我认为这种情况是你做
出重要贡献的一个好机会。你现在可以设计一个新的实验，用以前没有的新技术重新验证
大家已接受的概念，你可能会做出重要的贡献。下两种情况可能会发生。第一，你的新实
验对那些已有概念提供了新的证据，你用新的技术进一步巩固了目前已有的科学概念，这
也是创新性的贡献。第二，如果你的运气好，你可能会发现反驳那些已有概念的证据。遇
到这种情况，你可是中大奖了！你将通过否定或修正目前已有定论的概念或假说对科学做
出重要贡献。总而言之，重新研究以前“已有定论” 的问题与探索新的尚未解决的问题，
一样是推动科学进展的创新工作，因为科学的进展就是对我们理解自然现象的已有概念或
假说的修正。所以，选择性地阅读你所在领域的重要概念或假说的经典文献，你可能会发现
做出重要的创新工作的机遇。
敢于冒险（taking risk）：
创新工作常常需要冒险。
很多新的工作可能引导重要结果，但也很可能会失败，人家不敢去做，你敢做吗？就像其他
任何领域的人一样，科学家们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性格。一些人不愿去冒险尝试新的工作，
他们宁愿延伸以前的工作做出他们的贡献。然而，许多真正重要的创新工作是需要大步向前迈进，
冒险走人家没有走过的路，用人家没有用过的方法。对于初学者来说，在尚未学会怎样一步
一步踏实地进行科研之前，冒险显然是不合适的。但对于已经成长了的科学家，在自己所在的
研究领域已有多年的经验，敢于冒险是做出重要创新性工作的必要步骤。我常喜欢用胡适的
一句话，就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大胆假设需要冒险，而小心求证就是确保你的冒险能
得到真实的结果。在去年的年会上，我已经讲了许多关于怎样形成好的假说，怎样严谨求证
你的假说的个人体会。
初入门的学生怎样学习敢于冒险创新的精神呢？让我们从每天收集到的实验数据做起。我
有这样一个建议：对于你获得的所有实验数据，不管它们是否新颖，你应该大胆尝试去用
以前没有用过的新方法去分析、去作图。用新的方法，你可能会得到新的信息，甚至会引
导出创新性的发现。我常常听我们的同学说：以前文章就是这么分析和作图的，人家也发
在很好的杂志上，我这样做不是就可以了吗？我说你要大胆，不要人家怎样做就照着做，
那就不是进步。如果你能想出一个好的办法分析你的数据或作图，这已经是创新了。甚至
你会遇到更好的境况－你从以前的文献中找不到可以教会你处理数据的方法。你不知道怎
么分析，怎么作图，没有范例可以参照。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我更要恭喜你，因为这
是原创性工作的明显迹象， 你可能已经做出了具有原创性的工作。当你所创造的分析作
图方法发表后，可能成为别人以后参照的范例。
正面对待批评（Positive attitude towards critiques）：
学习具有创造力，你必须学会用积极的态度正面对待学术批评。我不是说你永远全盘接受
别人的批评，不假思索、不辩驳就“写检讨”。我是说你应该严肃地思考别人的批评，把它
当作对你工作的挑战，经过理性思考后把它反应到你的工作中去，而不是立即采取感性的
反弹反应。这点我觉到神经所很多同学非常欠缺，对我们的论文指导小组老师给的意见，
同学常常有反驳的说法，许多反驳不是基于认真分析老师的意见的基础之上做出的反应。
很大程度上是保自己的面子。有些同学总是认为自己很聪明，所有问题都想到了，不愿
认真考虑别人的意见。
除非你真的是像爱因斯坦或莫扎特那样的天才（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创造力从何而来），你
需要通过其他的科学家对你的工作的批评来帮助自己、提高自己的创造力。创造力常常是
在一群赋有创造性思维的科学家的批评中产生，当你不断地面对各种科学性挑战，并愿意
接受和解决这些挑战，你的思维就会变得越来越赋有创造性、越加尖锐、老练。正面地对
待批评的态度对一个科学家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越能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认真思考批
评意见的积极面，你越能提高自己。神经所的组长们的科研水平在过去的几年中为什么不
断地提高？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于为了把我们的论文发表在高水平的杂志上，我们必须不
断地认真思考并积极反应许多高水平杂志审稿者（包括许多具有创造性思维的科学家）对
我们工作的批评。我们就是通过高水平的审稿者对我们工作的严厉的（有时是非常痛苦的
）批评来提升我们的科研创造力。
向有创造性思维的科学家学习（Learn from creative minds）：
就像我上面所说，创造力往往起源于与具有创造性思维的科学家们的交流。这就引出我
今天要讲的最后一点，那就是要向有创造性思维的科学家们学习。20世纪前五十年，
Cavendish实验室可能是全世界创新科学工作最集中的地方，那个地方到底有什么特别？
就是有一群具有创造性思维科学家。进去的人接受熏陶后，一个个变成具有创造力的科学家。
我们不知道创造力怎么来的，但是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一个聚集了许多赋有创造力的科学家
的地方是培养创造力最好的地方。我们神经所没有十几个诺贝尔奖获得者整天绕着你转。
所以退而求其次，你自己去找机会，你要积极地与到神经所访问的许多科学家交流，积极地
参加神经所所有的讲座和研讨会。甚至更有效的，你可以上网或到我们的阅览室去查找这些
具有创造性思维的人写得东西。每个大科学家都有传记或自己写的自传，你认真看看他是怎样
做出好的工作来的，你看多了，慢慢就会改变你的思路，使你变得更赋有创造力。简单地说，
我确信认真研读赋有创造力的科学家的作品是培养创造力的一个有效的途径。
蒲慕明教授谈科研选题
（注：此文是多年前为讲授《科学研究导论》课搜集的资料，已难找出处，在网上搜一下，引者很多，均未给出原始出处。但考虑蒲教授的这个谈话对我们科研选题可能有指导价值，仍想拿出来与学界朋友共享，但愿此举不会有破坏规矩之嫌）
过去几年里，我常思考一个刚开始做科学研究的学生或刚进入一个新领域的科学家常面临的问题：怎样选择研究的课题，或者选定了课题后做什么实验。我想科研选题可有两种方式，我称之为「前瞻式」与「回顾式」。这两种方式从截然不同的策略开始，但最终都可能使你对科学做出贡献，同时又享受到探索与发现的乐趣。
前瞻式研究的第一步，你彻底检索你感兴趣的领域的文献，精读最新最「热」杂志里最「热」的文章，搞清楚这个领域里已解决的和未解决的问题。然后，你开始针对未解决的问题设计自己的实验。这些问题常常是最近「热」文章尚未涉及的下一步。这是一种正规的科研方式 -- 探索未知、追寻新知、一种往前看的「前瞻式」研究。但是，这种方式对一个科研新手或刚进入新领域的科学家是有问题的，因为在你完成你梦想的实验之前，类似的实验很可能早被已有成就的实验室先发表了。很显然，大多数未解决的重要问题的下一步工作，必定已在许多实验室中进行。一个新手要和他们竞争，显然是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
对新手来说，第二种回顾式研究则提供了一个比较合适的方式。回顾式研究的第一步，你把所有「热」杂志「热」文章都暂搁一边，读几篇你所选的领域里最近的权威综述，从这些综述中选出几个你感兴趣，在这领域里已被公认的、接受的概念和假说。下一步就是去图书馆寻找这些假说所依据的原始文献（这些文献可能太老而无法从网上下载）。在仔细阅读这些文章后，你开始设计一个新的实验，用过去没有的新技术或方法，再度检测这个假说（你不能完全依照旧方法去重复旧实验，因为复制别人的实验是不受重视的）。你的实验可能有两种结果。第一，你可能证实了旧的实验结果是正确的，因为你使用了新的实验技术或方法，为一个公认的重要假说提供了新证据，对这个领域是有相当的贡献，可以发表在高水平的杂志。另一个可能是你的实验结果与旧的实验结果不符或甚至相反，那你就「中奖」了。你的证据可以对目前公认的假说提出质疑，流行的概念与假设需要重新考虑，你可以发表一篇「热」文章，一连串的新研究课题也将从此诞生。科学的进展就是不断对目前流行的假说进行修正。
前瞻式研究从累积新的信息来迫使假说修正。回顾式研究则从检测已知信息的可靠性直接指出假说的破绽 。 但是，在这个电子通讯和信息爆炸的时代，新一代科学家却反而因「信息」陷入了一个严重的危机：不能有效选择和消化轻易即可获得的信息。
我深深感到新入科研之门的年轻学生最不该做的，就是大量下载所有与他领域有关的文献，而且努力去读所有的文献。一个科研新手往往很难判断所得信息的可信度与其意义，已存在的大量信息难免造成不必要的困惑。事实上，科学界泛滥成灾的文献，对年轻科学家富有创造力的心智可能会造成窒息性的伤害。
（警告：读大量文献有碍健康！）身为一个神经生物学家，我常常在想，大脑处理信息的创造性与大脑已存信息量之间有什么关系？为什么科学上最富有创造性的，尤其是在物理与数学领域，常常是在科学家年轻的时候完成的？为什么大脑的创造力似乎随年龄而衰退？我现在的假说是「信息量」与「创造力」之间可能是成反比的。每一个新存入神经网络的信息，都是对创造性处理信息的一个新的约束。知识累积愈多，脑中各式各样的框架也愈多，而这些已知的框架正是创新的主要障碍。因此，对知识极谨慎、有「抵制性」地选择吸收，可能是保持创造力的重要一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