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散步，想着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就想奴隶社会生产力是什么样，封建社会的生产力怎么样，怎么就决定了生产关系了呢？苦思也没有想起中学课本里是怎么解释这个问题的。于是到网上搜索，却发现了有不同的声音。
转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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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论坛』 [理论研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吗？——-————－－论社会形态的更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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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社会形态的更替———————————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吗？（《新资本论》系列之四）
序：如果没有外力的作用，生产力的发展可能会导致社会形态的改变，但也可能是社会形态在做简单的重复。反之，社会制度（上层建筑）的变革，却不一定是由生产力的变化引起。
按照马克思的理论，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构成社会形态。
人类走过的社会形态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是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我们从社会形态的演进，来总结一下它的规律，并预示资本主义的未来。
一种新的社会形态的的出现无非是以下几种情况：
一、自发模式——一以美国殖民地时期为代表。一群外来移民来到一个新的大陆，他们之间也许是签订了契约，当然更可能是没有，不管怎样，在他们之间形成了稳定的社会形态，或自由资本主义，或种植园奴隶制经济。
二、渐渐模式——新的生产生产关系在旧有的生产关系中孕育，萌芽，并取代旧有生产关系。如中国春秋战国的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
三、突变，外力引入式——在外力作用下使原有的生产关系发生突变，如日本明治维新，日耳曼人入侵古罗马确立封建制度。
我们首先考察第一种模式，观察一种社会形态是如何确立的。
以美国南部为例：
首先，在一定的生产力条件下，地理条件，自然禀赋决定了生产方式。在美国北部发展工商业，而南部则发展种植业。这是由自然禀赋，地理条件决定的。
马克思把生产方式看做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决定力量，但我们看到，实际上，地理环境，自燃禀赋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人类的生产方式。尤其是人类社会早期，人类不得不依赖大自然的给与更是如此。
比如，四大文明古国都是发端于大河流域，并以发达的农业为基础。相反，在远离大河流域的草原，基本上都是游牧民族，并被发达文明视为蛮夷。今天，许多国家还是依赖于自然资源。比如中东依赖于石油，古巴的雪茄，非洲的某些单一种植园。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迅速走上资本资本主义道路，难道不与它的便利的海上运输，便于发展海上贸易有关吗？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就谈到过海上贸易运输成本相对于陆上运输成本要低得多。如果是一个内陆国家，比如蒙古，发展贸易是不可想象的。
其次，在一定的生产力条件下，生产方式和生产要素相对稀缺性决定了社会形态。
在美国南部，种植园生产方式下，广袤的土地和由于自然环境隔绝造成的劳动力短缺的矛盾导致了奴隶制庄园经济。
奴隶制种植园由种植园主所经营，为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进行生产，以获取利润为目的，这是它具有的资本主义特性。但是,从经济实质说,它是奴隶制经济，因为它排斥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自由雇佣劳动，而具有奴隶占有制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这就是，奴隶是种植园主的财产，没有人身自由；奴隶在直接的暴力驱使下从事强制的劳动。
并且美国早期的奴隶也并不完全是黑奴。实际上早期奴隶的主要来源是白人契约奴，主要是无力支付到北美去的旅费的贫困欧洲移民，他们被迫与运送他们的船主或移民经纪人订约，到北美后用5年的无偿劳动抵偿旅费。也有一些被法庭驱逐出境的罪犯、流浪者以及无力清偿债务的人，被英国政府运到殖民地卖作契约奴。这些人一般要无偿地劳动7～10年。据估计，在殖民地时期移入美洲的白人当中，大约有一半是以契约奴的身份移居来的。直到17世纪末，他们是南部种植园里劳动力的主要来源。可见在欧洲，他们是资本主义下的自由民，在美洲，他们就成了奴隶。
但当时的美国可不是青铜时代。1793年美国人E.惠特尼（1765～1825）发明轧棉机，把清除棉籽的效率提高了100倍，大大促进了植棉业的发展。当时的生产力不可谓低。相反，生产力的提高和西部殖民扩张，反而使得劳动力更加紧张。
可见，社会形态与生产力的“高”或者“低”没有必然联系。否则，也无法接受中国怎么就实行了“社会主义”。
当然，不同的生产方式也直接决定了生产要素稀缺性的对比，比如在美国北部，就是资本主义工商业为主，地多人少的矛盾是不明显的。
美国的这种状况在人类历史上时比较特殊的。随着人口的大量迁移，比如爱尔兰，华工的迁入，人口的自然繁殖，人多地少的矛盾很容易被打破。毕竟，以当时的生产力状况，人口繁殖是几何数增长的。
所以，美国的这种社会形态具有从头而降的特性。美国是不是很像《桃花源记》中的“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但他们并没有建立一个世外桃源。
我们再看第二种，社会形态变革的渐进模式。
当生产力发展的时候，它会引起生产方式的变革，更重要的是如果生产力的发展，生产方式的变革导致了生产要素稀缺性对比发生变化，那么社会形态也必然会发生变化。
中国的奴隶制为什么会在会在春秋战国时代瓦解。我认为生产力的发展，铁器的广泛应用，导致人类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而人口随着生产能力的提高，可以想象，人的寿命大幅延长。从而导致了原来相对无限的土地变得稀缺。反而劳动力此时显得富余。这个时候，奴隶制贵族把土地租给原来的奴隶耕种，自己坐收地租反而更加有利可图。当时的魏国的李悝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和秦国的商鞅变法使得这种自发的逐利行为被国家的公权力承认。从而使得这种社会形态在国家层面得以确立。
封建生产关系比奴隶制更加人性，由于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获利更高，为什么还要变法呢？
因为新的生产关系将会在统治阶级之间产生利益的重新分配问题。观察当时的变法，尽管具体措施有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废除世卿世禄制。
周朝施行井田制，既作为诸侯百官的俸禄等级单位，又作为控制奴隶的计算单位。井田制下的土地一律不准买卖，只能由同姓依照嫡庶的宗法关系去继承。耕种井田的农业奴隶也随着土地同属于奴隶主阶级所有，终生不得离开土地，更不准转业。
世卿世禄制的存在意味着贵族的俸禄是分封的公田。新兴地主大量开垦私田，土地成了他们财富的源泉。这样，以占有田地的多少来决定财富的多寡就成了对贵族分封的世袭爵位的否定。于是，没有土地或少有土地的贵族在这个新的利益分配格局中就会失势。比如三家分晋，田氏代齐。新贵族与旧贵族的矛盾日益尖锐，新贵族要想取得统治地位，必须否定世袭分封的世卿世禄，而改成以土地的多寡来决定他的政治地位。
从中可以看出，渐渐式生产关系的确立，首先，新的生产关系在原来的生产关系中产生。按照新的生产关系，新兴阶级获得的利益更大。如果没有更大的利益的话，新的生产关系是不可能产生的。其次，新的生产关系必然产生利益重新分配。也就是说农民起义也好，奴隶暴动也罢，如果他们不能够产生新的阶级，新的生产分配方式是不可能产生新的生产关系的。阶级斗争是斗争不出新的生产关系的。
在渐进式社会形态更替的条件下，必须满足的一个条件就是，施行新的生产分配方式能够使新兴阶层获得更大利益，并且这个利益必须走够大，以致使新兴阶层有动力去做改变，更重要的是，面的旧的势力，他有动力去不惜代价维护新的利益。
同样，资本主义代替封建社会也要满足这个条件。
比如在渐进模式中，为什么欧洲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轨道，但中国却陷入帝国，越来越专制，跳不出封建循环呢?
我在上文的做过分析，封建社会稀缺的是土地，但封建社会自身的发展并不能使得土地增加，相反，帝国的繁荣不过是增加人口，反而使土地更加金贵，成了帝国的命根子。在中国发展工商业的利益小于买田置地获得的利益，更兼商人地位低下，发展商业的获利的较小。其实我认为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中国没有稳定的硬通货。纵观中国历史，货币制度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由于货币的发行权掌握在中央政府手里，政府可以随意贬值货币，这样，新兴资产阶级即使获利万贯，但货币如果一旦贬值，万贯成了千贯。而最大的硬通货是什么，不是黄金，不是白银，而是土地。
对于中国明朝资本主义萌芽的存在，不少学者提出质疑。但我认为不论是如何，中国的那点手工作坊并不足以对中国固有的土地制度构成威胁。
中国跳不出帝国陷阱，就像一只走兽已经习惯于陆地捕食，很难进化成飞禽一样。
反观欧洲，欧洲小国林立，有点类似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没有顽固的封建势力，（欧洲有顽固的教会势力，在文艺复兴运动中，某种程度上，国王站在了资产阶级一方共同反对教会势力）。欧洲海岸线曲折，水上交通便利，这为它发展工商贸易提供了最为便利的条件。新航路的开辟，海上冒险使当时的资产阶级获得了大量的商业利益。以致英国女王都积极支持海盗式的劫掠。
更致命的是，新航路的开辟使得土地收益低于发展纺织业！
15世纪末叶、16世纪初叶，欧洲直通印度新航线的开通和美洲大陆的发现，以及环球航行的成功，使英国的对外贸易迅速增长，进一步刺激了英国羊毛出口业和毛织业的发展。羊毛价格不断上涨。养羊业成为获利丰厚的事业。往往10英亩牧场的收益超过20英亩的耕地。英国圈地运动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最早从工商业较发达的东南部农村开始。
新航路开辟的另一个经济后果是引起“价格革命”。其表现是：美洲的白银大量流入西班牙，再从西班牙流向热那亚，最后甚至流入奥斯曼帝国。在白银通过国际贸易渠道向东流动时，它所经过的地方必然发生下述现象：物价迅速上涨，货币贬值，出现伪币，投机活跃。在一个世纪里，西班牙的物价上升了大约四倍，其他欧洲国家虽然没有达到这个程度，但它们传统的经济关系也受到了严重的冲击。物价猛涨对欧洲国家的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以致被称为价格革命。
价格革命促进了欧洲国家阶级关系的变化。由于价格革命的影响，受到严重损害的有两部分人。一部分是按传统方式收取定额货币地租的封建地主，他们的实际收入因货币贬值而减少，陷于贫困破产；另一部分人是城乡的雇佣工人，由于他们处于被雇用的地位，而国家为保护雇主的利益，一再颁布限制提高工资的法令，致使工资的增长幅度赶不上物价的上涨幅度。在价格革命中获利最大的是商品生产的经营者，即手工工场主、资本主义农场主、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农牧场的新贵族，还有缴纳定额货币地租的富裕佃农。他们既能够更廉价地购买劳动力，又有大量产品待价而沽。同时，对英法等国家来说，价格革命还有另一个作用，即初步理顺了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变时期的价格体系。因此，在英法等国内经济体系能够较顺利地进行资本主义改造的国家里，价格革命有力地加速了封建制度的衰落和资本主义的兴起，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由此可见，从封建土地制度到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似乎是太多的不确定和偶然因素。没有新航路的开辟，资本主义的发展将遥遥无期。
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替代封建社会与封建社会替代奴隶社会不同的是，封建社会替代奴隶社会是一种自身的否定，奴隶社会的发展否定了，它自身存在的必要条件之一劳动力稀缺。但封建社会的发展却不能否定自身。
资本主义工商业与封建土地所有制我认为是一种纳什均衡。纳什均衡指的是这样一种战略组合，这种策略组合由所有参与人最优策略组成。即在给定别人策略的情况下，没有人有足够理由打破这种均衡。纳什均衡，从实质上说，是一种非合作博弈状态。
资本主义与封建社会是一对均衡点。依靠自身的发展并不能打破这种均衡状态。除非有某种外来的扰动力量。这个外来的干扰力量，在欧洲就是新航路的开辟。在日本，就是明治维新。这与奴隶制度能够自发过渡到封建社会是完全不同的。也就是说从农业的均衡到商业的均衡是有难以逾越的鸿沟的。
好了，看第三种模式，突变模式。
我们以日本为例来说明突变模式。
明治维新前的日本，既满足土地相对稀缺的条件，也同时满足资本稀缺的条件，并且此时的资本已经不仅仅是相对稀缺，更是绝对稀缺，从封建社会的这样一个均衡状态跃迁到资本主义社会是十分困难的。
如果我们在考察当时的日本状况，会发现当时的日本并不是中国的帝国时代，而更像中国的战国末期：
1、 没有绝对的中央集权，掌权的是当时的德川幕府。
2、 当时的社会结构等级森严。天皇，将军，大名，武士等阶层。而中国早就废除了世袭贵族。
所以，正常状态下，日本在倒幕成功后，最可能的是走上中国的帝国时代，君主集权，废除世袭贵族。所以，这个时候摧毁旧势力的力量是巨大的，而新的秩序尚未建立。
但，正在这个，美国的商船来了，日本国门打开了，当日本看到鸦片战争失败后的大清帝国，显然日本对于新秩序的建立的方向发生了动摇。日本决定学习西方。
而当时的德国模式给了日本启示——就学他了。
显然，当时的日本并没有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
1871年，明治政府派出以右大臣岩仓具视为首的大型使节团出访欧美，考察资本主义国家制度。在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的口号下，政府积极引进西方科学技术，以高征地税等手段进行大规模原始积累，建立了一批以军工、矿山、铁路、航运为重点的国营企业。与此同时，引进缫丝、纺织等近代设备，建立示范工厂，推广先进技术；招聘外国专家，派留学生出国，培养高级科技人才。由于过重的财政负担曾经引起财政危机，80年代初政府把一批国营企业和矿山廉价出售给与政府勾结因而拥有特权的资本家(即所谓政商），以优厚的保护政策鼓励华族、地主、商人及上层士族投资经营银行、铁路及其他企业，培植了一批财阀。
日本实际上首先确立的是国家资本主义，日本通过甲午中日战争获得的2亿两白银赔款获得了资本，但资本并没有掌握在私人资本家手里，而是国家手里。虽然当时马克思已经发表了共*产-党宣言，但估计日本天皇没有看到，看到也没有那个觉悟，没有通过无产阶级暴力掠夺就获得大量资本的日本，把这些资本除用于军事以外，建立起的国营企业最终都以极低甚至奉送的办法给了私人企业。呵呵，这里出现了国家资本主义，我以后再讨论。
日本能够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因素有哪些？日本的资本主义道路是以国家的意识形态为主导强力推进的结果，比如建立官办的企业，以剪刀差的办法高额征收地租。而西方的发达的生产力也为新兴的官办企业的盈利提供了保障。
所以，对于外部压力推动的社会形态变革，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可能是走在前面的。而外部环境，比如发达的生产力则为这种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确立稳固提供了保障。
通过前面的大段分析，我们发现，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是不明显的。尤其是它并不是以生产力的“高”或者“低”来对应生产关系。就像生物进化是从“低级”向“高级”进化的吗？那么，今天还会不断变异出新的病毒，昆虫，寄生虫等等，你说这些是后出现的，他们就是高等的吗？
对应渐进式的社会形态变革来说，生产力的发展能否导致生产关系的变革仍然是有疑问的。马克思的观点，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生产关系不适合生产力发展时，必然引起生产关系的变革。道御天下要像马老先生提问了，发展到“一定阶段”是什么阶段？生产关系不适合生产力的发展，这个“不适合”的标准是什么？
我认为，生产力的发展能够引起生产关系的变革，除非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生产要素相对稀缺性对比的变化。比如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就是劳动力的丰富使可以开垦的耕地扩大，出租土地可以获益更多。
如果没有外力的干扰，生产力的发展能否引起社会形态的变革是有疑问的。熟悉进化论的会知道这种情况：如果外部的环境没有发生变化的话，生物是不会发生大的变异的。如果没有外力干扰，很有可能会像我前文提到的“帝国陷阱”一样，只是简单循环，很难通过自身发展进入另一种社会形态。
但是，生产要素相对稀缺性对比发生变化却并不一定是由生产力的变化引起的。比如，外来移民的引入，或者由于战争导致的人口剧减都有可能导致这种变化。我下面通过均田制的产生和废除的例子来说明。
西晋末年，中国北方在长期战乱之后，户口迁徙，土地荒芜，国家赋税收入受到严重影响。为保证国家赋税来源，北魏孝文帝于太和九年（公元485年）颁布均田制并开始执行。主要规定：（1）男子15岁以上，授种票谷的露田40亩，妇人20亩。奴婢同样授田。耕牛1头授田叨亩，限4头牛。授田视轮休需要加倍或再加倍。授田不准买卖，年老或身死还田，奴婢和牛的授田随奴婢和牛的有无而还授。（2）男子授桑田20亩。桑田世业，不必还给国家，可传给子孙，可卖其多余的，也可买其不足20亩的部分。产麻地男子授麻田10亩，妇人50亩，年老及身死后还田。受田以后，百姓不得随意迁徙。贵族和官僚可以通过奴婢和耕牛另外获得土地。地方官吏按官职高低授给数额不等的职分田，刺史15顷，太守10顷，治中、别驾各8顷，县令、郡丞各6顷，不准买卖，离职时交于继任者。北齐、北周、隋、唐都沿用均田制，具体办法有所变更。北齐男子18岁开始授田。唐代女子不授田，男子授永业田20亩，口分田80亩，狭乡减半。永业田、口分田均不得买卖，但迁徙和身死无力营葬者可卖永业田，从狭乡迁往宽乡者可出卖口分田。均田制的实施，肯定了土地的所有权和占有权，使农民摆脱豪强大族的控制成为国家编户齐民，保证了国家的赋税收入。唐中叶以后，人口增加，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均田制实行的基础——土地国有被破坏。唐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实行两税法，均田制被废止。
北魏颁布的均田令由其前期在代北实行的计口授田制度演变而来，是当时北方人口大量迁徙和死亡，土地荒芜，劳动力与土地分离，所有权和占有权十分混乱这一特殊情况下的产物。
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均田制是一种土地国有化，他的产生不是统治阶级发了善心，相反，由于当时西晋灭亡之后留在北方的汉族豪强大族凭借自己在地方上的强大势力，筑坞壁以自保。而战乱中无法自存的百姓，如当时许多无地的浮游人口，“不田者多，游食之口，三分居二”，往往投靠他们寻求庇护；同时，这些地方大族利用北方政权给自己的权利，规避自己宗族的赋役，而加重无宗主的一般编户齐民的赋役负担，迫使许多编户齐民在无法承受的情况下投靠豪强大族，成为他们的隐附户口，这也使编户齐民大量减少，赋税徭役的基础进一步缩减。由于以上情况，北方在十六国及北魏太和改制之前，隐户现象相当严重，而且这种隐户现象在当时的影响非常恶劣：“（隐户）依托城社，不惧熏烧，公避科役，擅为奸宄……”可见其对社会治安的不利；而且，虽然北魏对这些“千丁共籍”的大户征税不轻：“户调帛二匹，絮二斤，丝一斤，粟二十石”，但仍难弥补隐户给赋税带来的损失，造成家富国贫；而不能直接控制人口，对巩固政权，加强兵力的不利也是自不待言。
所以，均田制说到底反而是为了增加税收。我们可以看出，均田制，也许是马克思所理想的土地国有，但它的出现并不是什么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相反，它是人口减少所致。而随着人口增加，政府没有了国有土地，无田可均，均田制遂废。
而在由于外部压力，外部的条件变化，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可能是同时引进，互相补充。比如日耳曼人入侵古罗马，我认为，日耳曼人的入侵同时也带来的大量的劳动力，这是奴隶制破坏的第一个条件，而外部力量又同时摧毁了原有的上层建筑，至于生产力的发展进步因素倒是在其次的。
上面的例子充分说明，如果没有外力的作用，生产力的发展可能会导致社会形态的改变，但也可能是社会形态在做简单的重复。反之，社会制度（上层建筑）的变革，不一定是由生产力的变化引起。但是，生产要素相对稀缺性的改变却是一个必要条件。生产力的发展导致的生产关系的变革，除非生产力的发展导致了生产要素相对稀缺性的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