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侣伙伴知道如何激励、安慰另一半以及阻止他/她的糊涂点子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2010年调查显示，具有博士学位的已婚人士中，超过1/4的人的伴侣也供职于科学或工程学领域。
这一数字在增长：1993年，该比例为1/5。越来越多的机构在雇佣夫妻。2008年，一项涉及9000名美国研究人员的调查发现，夫妻比例从1970年的3%上升到21世纪的13%。
在线约会服务Plenty Of Fish的数据揭示，与平均用户相比，拥有研究生学位的用户与具有同等学历的人结为伴侣的几率高3倍。
从物理学到材料学的异地恋情
2011年，Claudia Felser 与Stuart Parkin 在戈壁沙漠
物理学家Claudia Felser和Stuart Parkin是成千上万通过科学相遇的夫妇中的一对，他们相识于一次应用电磁学会议上，并立刻被对方吸引。但是他们之间的交谈可谓三句话不离本行。
Parkin对发现能用于制作微型数据存储设备的材料十分感兴趣。Felser则更偏爱赫斯勒化合物的话题，这种合金具有可改变的磁特性。“但是他不感兴趣。”她笑道。Parkin认为这种化合物听上去可能难以与其他材料相连接。“所以这不是一次成功的会面。”Felser说。
但是他们一直保持着联系。当Felser分享了她对赫斯勒化合物的半导体和量子特性日益增长的知识后，Parkin开始对这种分子越来越好奇。2009年底，她决定利用休假时间从德国前往IBM总部工作，Parkin正就职于这里。“我要请她与我在一起。”Parkin说。从此他们走在了一起。“我们现在仍然在一起工作。”他说。
Felser休假结束返回德国后，她和Parkin开始积累航空里程。而且Parkin的务实态度感染了“作为一个化学家，你想去理解黏合，希望找到新的合成方法，但不会深入思考应用。”她说。现在，她也开始考虑材料的成本和稳定性。“你真的要学会各种思考。”Felser说。2011年，这对夫妇发表了有关赫斯勒化合物的论文。
在过去几年里，Felser和Parkin想尽一切办法聚在一起。学术会议成为他们见面的有效方式。“一旦人们注意到我们是伴侣，他们便开始邀请我们共同参加一些会议。这很好。”Felser说。
Felser的老板（现为马普学会化学物理研究所所长）甚至认为她们或许可以说服Parkin接受一个德国职位。经过数年奔波于不同大陆之后，Parkin最终出任马普学会微观结构物理学所所长。4月，他获得芬兰技术学会千年技术奖，并计划把奖金的一部分用于在河边建一座房子。他们计划于12月结婚。“汉莎航空和联合航空将会不开心。”Parkin说。
神经元研究：让他们喜结连理
Lily和Yuh-Nung Jan在上世纪80年代共享实验室
Lily和Yuh-Nung Jan致力于研究细胞分裂，但他们自己却不能分离。他们开始谈话的第一个词总是“我们”或“我们的”。甚至他们的实验室也连在一起。他们相识于1967年的中国台湾，那时他们都在攻读物理学。
Yuh-Nung刚刚获得博士学位，他和同学在山区进行庆祝旅行。与他们一起的是一个来自低年级的学生：Lily。她跳了一级，赶上了Yuh-Nung，并且也申请读研。他们都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攻读物理学，但头3年他们住在各自的宿舍。不久之后，一个契机让他们重新考虑自己的职业选择。“回到台湾他们将无法接触现代生物学。”Yuh-Nung说。
之后，他们转入细胞生物学领域，并且开始合作。1971年，他们结婚。1979年，他们来到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这里，他们在同一实验室的类似项目上度过了数年时间。于是，他们自然而然地联合运行了一间实验室。
有点像太多厨师烧出难喝的肉汤。“最初，我们都带着博士后或学生，并且工作难以继续，因为两个人难有相同的观点。”Lily说，“很快演变成争论。”他们现在运行着相邻的实验室，指导着29位研究人员，并坚持在顶级刊物发表文章。Lily侧重离子通道，而Yuh-Nung致力于细胞形态学研究。
“这不光是1+1，而且要好得多。”Lily说，“无论你想起什么，都能在家或在工作中相互讨论。”Yuh-Nung也说，“我们在一起超过40年，她是我的伴侣，我感到非常幸运。”
在人类学中使用“进化树”的明星进化学家
Ruth Mace、Mark Pagel和他们的儿子Thomas，摄于1994年
很少能有研究者声称他们已经建立了一个新的科学领域——更不用说是与配偶一起了。但是进化生物学家Mark Pagel和人类学家Ruth Mace恰好做到了这一点。他们是在人类学中使用种系发生（进化树）的先驱。
他们的第一次碰面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英国牛津大学动物学部，但他们的工作完全没有重合。Mace专攻动物生物学，而Pagel致力于开发物种关联性分析方法。而这些都深受他们所学的进化生物学影响。
英国进化学家因为用适应能力和自然选择来解释行为的观点而闻名。“我们都离开了这个‘教会’。”Mace说。他们第一次见面是这个部门的上午休息时间，这给了他们充足时间讨论各自的观点。
几年之后，Pagel和Mace合作了一篇论文，使用系统发生方法分析人类文明，并认为正如动物学家使用遗传学研究物种进化那样，人类学家也应该用语言研究人类文明进化。同一年，他们的长子出生，为他们自己的生命树增添了一个小小的枝桠。
尽管他们仍然合作文章和研究项目——Mace预计他们有大约10%的工作在一起，但他们仍保持独立的研究身份。他们也都有种系发生学之外的学术兴趣。另外，重叠领域的工作也会引发一些尴尬情况，尤其是因为他们有不同的姓氏。有时，一个人会被要求评议另一个人的论文或竞争性经费申请，通常他们会以利益冲突的借口来拒绝。
两位生态学家用爱情铸造的科研梦之队
Boris Worm 与 Heike Lotze 在 Maasholm 野外台，摄于1998年
有时，在海洋生态学毕业作品中，Boris Worm可能是在睡眠中解答问题。醒来以后，他会将自己的梦境告诉伴侣Heike Lotze。作为海洋生态学者，Lotze充当起了沉睡共鸣板。“早上你会忘记梦境。但是如果旁边有人,你可以马上告诉他们。”Worm说。
这两位生态学家相信，他们的关系有助于形成其早期研究，而如果不是情侣关系将很难做到这一点。Worm 提到：“我们能在一开始分享点子，也许它们非常粗糙、没有完成，而且没有用处，但十分有趣。”Lotze也说：“我常常有创造性、凭借直觉获得的想法。我觉得应该把这些粗糙的东西交给Boris，然后由他来塑造。”
Worm和Lotze相识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当时他们在德国攻读研究生。他们的研究领域重叠，但追求的却是不同方向。Lotze倾向于人类对海洋的影响，研究方向为营养物污染——这被认为是藻华的成因。Worm则更偏重于分析，也更加理论化。作为心理学家和教育家的儿子，他对人际关系和社团考虑良多。“Heike的视角接触到我的观点，然后为它们装上轮子，或许我能为她提出的问题提供一些更宽泛的背景。”他说。
整个博士期间，他们工作在一起，甚至在相同的地方学习。由于他们的实验通常密切相关，所以在出版前不得不做一些分解工作。“我们会坐下来，然后说，我将发表这个，另一些是你要发表的。”Lotze说。2002年，他们联合发表了第一篇大论文，并常常共同发表文章。
而且，Worm通常是他们观点的第一发言人。“我在后面多一点，人们通常更多见到Boris。”Lotze说。但她最终决定走到前台，“我不想躲在影子里。我也需要战斗”。
去年，这对夫妻赢得了首个共同荣誉——彼得·本奇海洋科学卓越奖。“这样的关系不常得到正式认可，这种感觉很美妙。”Worm说。但对他们来说，合作的最大意义是无形的。一个情侣伙伴知道如何激励、安慰另一半以及阻止他/她的糊涂点子。正如Lotze 所说的：“你的伙伴是最好的批评者。”
编辑点评：
合作是科学研究的关键，当合作双方是伴侣时，这种关系能提供一些独一无二的优势:更了解彼此的个性和动机，当然这项工作也有占据晚餐话题的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