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立健康研究院（NIH）在20世纪60年代究竟施展了什么样的魔法，让在那里受训的9名医生后来都成为了诺贝尔奖得主？
2012年的诺贝尔化学奖最终颁给了Robert Lefkowitz，这也让从1964到1972年间在美国国立健康研究院（NIH）受训过的诺贝尔奖得主人数增加到了9名。一家生物医学研究机构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培养出了这么多的诺贝尔奖得主，这不得不让人刮目相看。那么其中的秘诀又是什么呢？是这些受训的人天赋异禀，还是那个年代有什么特殊之处，亦或是因为NIH风水好呢？
原文作者Joseph L. Goldstein及 Michael S. Brown也位列其中，而且在他们这些人的经历中也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9人在进入NIH之前全都毕业于医科院校，其中除了Alfred Gilman之外也都接受过住院医师培训。Gilman和Ferid Murad当时分别是9人中唯一的一个硕士和博士，其余的7人都是在进入NIH之后才第一次接触到系统的科研工作的。9人的导师有一些是博士，还有一些只是硕士，但是他们全都是还原论者（reductionist），全都关注于最基础的机制研究。这9人的研究方向各不相同，有的人研究细菌的蛋白质合成问题，有的人研究动物细胞的激素受体。这些人除了接受过临床训练，从事过医疗工作之外，在NIH的工作都离临床工作十万八千里。充满了未知和不确定的临床工作与相对“原始、淳朴的”实验室工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简单也正是促使他们选择科研工作作为毕生职业的原因之一。
NIH在20世纪60年代的科研工作是非常专注的，几乎没有什么让他们分心的事情。这些人在当时就彼此认识了，所以经常会聚在一起进行激烈的讨论，他们当时都很怀疑自己是不是能够在科研工作中取得成绩。
完成了NIH阶段的学习之后，这9个人居然没有一个留在那里。有人去了临床部门，也有的去了医学院的基础医学部。不过他们从事的工作全都与医学有关，都在解决一些医学基础问题，他们最开始使用的是生物化学技术，后来随着分子生物学技术的普及也开始逐步使用了这方面的技术。值得一提的是，9人中有4人是因为发现了受体才获得了诺贝尔奖，低密度脂蛋白受体（low-density lipoprotein receptors, LDL receptor）、G蛋白偶联受体（G proteincoupled receptor）和气味受体（odorant receptor）就是他们这几个人发现的。还有两位是因为发现了受体相关信号通路而获奖的，他们分别发现了G蛋白受体信号通路和氧化亚氮（nitric oxide）受体信号通路。在非受体领域，9人中有两人阐明了肿瘤的基础发病机制，他们是J. Michael Bishop和Harold E. Varmus；还有一人发现了一种新的感染性神经系统疾病，他就是Stanley B. Prusiner。虽然这9个人都没有从事过当下最为时髦的转化研究（translational research），但是他们的工作却对药物开发、医学实践和人类健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0世纪60年代正是爆发越战的时代，也是签署《医师法案》（doctor draft）的年代，这些事件对他们而言可不单单只是时间上的巧合。他们这几个人因为在NIH工作所以不用去越南打仗，这也是他们中某些人选择来NIH而不是去学术科研机构的原因。由于《医师法案》给予NIH员工豁免权不用服兵役，所以当时申请来NIH的人数暴增，使得NIH可以挑选到成绩最好的一批人。这些因素无疑非常重要，但是如果不是因为当时NIH严格的训练，他们也不可能取得这么好的成绩。
作为NIH的研究人员，他们有机会和NIH前几年招聘的一批最优秀的科学家共同进行科研训练。NIH当时的领导有着非常长远的战略目光，招募了一批来自各个不同科研机构的优秀的基础科研人员，哪怕这些基础科研人员当时从事的工作与NIH的研究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NIH有五位科学家获得过诺贝尔奖，他们分别是在1968年获奖的Marshall Nirenberg、在1970年获奖的Julius Axelrod、在1972年获奖的Christian Anfinsen、在1976年获奖的D. Carlton Gajdusek以及在1994年获奖的Martin Rodbell。其中有四位都拥有基础科学的博士学位，只有Gajdusek一人是医学家。他们九个人在NIH的时候，这五位正是所里的骨干力量。
除了这9个人之外，同期的那批人当中还出现了不少优秀的人才，比如有好几位都成为了美国国家科学院（U.S.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的院士，还有很多人都在各自的领域取得了不菲的成就。而且在美国医科院校的教职员工当中有很大一批人都曾经在那个黄金年代里到NIH接受过培训。
那么今后还会不会有哪个生物医学研究机构能够在十年的时间里培养出9名诺贝尔奖得主呢？以目前的情形来看应该是不太可能的。因为美国医学院校关注的焦点已经发生了偏移。在20世纪60年代，基础科学是医学教育的核心内容，最优秀的医科毕业生都希望通过科学研究促进自己的职业发展。可今天的医学生只会接受几个月的突击基础科学学习，而且这些课程也都只局限于与疾病相关的几个方面，不再像以前那样需要接受两年的临床前培训，也不再像以前那样会开展大量的讨论，探讨疾病的起源或科技的进展，现在的学生甚至都不再讨论了。学生们再也感受不到发现真理或者打破传统旧观念的快乐。
与此同时，随着医科院校通过大型临床项目与私立医院开展竞争，医疗机构的规模也在呈几何级数扩增。医疗机构里为数不多的科研人员也正在被日益增多的纯粹的医生们所稀释。也没有人会关心为什么今天没有医学生愿意像这些前辈一样选择科研道路。
NIH的研究重点也在慢慢发生着改变。NIH的首要目标已经不再是解决基础科学问题，当前的重点是转化研究，基础研究只能靠边站。已经没有人相信医学的进步离不开基础科学的进展。单个研究者靠自己的兴趣和好奇推动的科研工作也被大规模的集约化科研工作所取代，因为大家都相信这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科研策略一定能够解决生命的基本问题。
最优秀、最聪明的那帮医学生还有可能像他们当年一样被聚集到一起，接受最优秀导师的指导吗？如果可以，那么希望还会像当年那样给这些孩子提供最好的训练，让他们进行有深度的基础科学研究工作，领略到科研的美丽和快乐。
从NIH这黄金十年里可以发现一个现象，让最有抱负的年轻医生接触最前沿的基础科研人员可以促进基础科学研究的发展。希望这个经验可以照亮医学科研工作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