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披露了这样一组数据：如果到年底，“十一五”规划中确定的节能减排任务能完成，相当于过去5年间，全国节约了6亿吨标准煤、减排15亿吨二氧化碳。这也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对世界作出的贡献。
发达国家上百年高强度排放带来的气候变化，已经对我国的粮食安全、水资源安全、生态安全和能源安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当前全球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排放空间受到限制的大背景下，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已经不可能沿袭发达国家走过的高消耗、高排放的传统工业化道路。
应对气候变化，我国政府已经采取了一系列举措，最重要的当数“十一五”规划中确定的节能减排任务。这项任务的完成，不仅能带来减排的效果，更能在减排过程中促进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低碳的、低污染的经济模式势必孕育而生。在2010年国家通过“十一五”规划目标时，温家宝总理曾表示，过去几个五年计划中，唯一没有完成的，就是节能减排的任务。如果这个五年中，我们再完不成这项任务，就难以向人民交代。
将近5年的时间里，一场以低碳为手段的减排行动正在中国展开。可我们也必须看到，近期不断有重大环境污染事件发生。这背后折射的是，高能耗、高排放的工业，仍然是一些地区的经济增长方式的支撑；低碳、低排放的模式，还未站到经济舞台的中央。
就在上周，国家发改委确立了6省8市为我国的低碳省市发展的试点，目的就是希望各地探索出一条适合的低碳发展道路，并在实际中解制约低碳经济前行的法律、观念、政策等问题。
紫金矿业水污染事件和大连海上原油泄漏事件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上杭小镇和大连港逐渐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但这两起环境污染事件所引发的思考却远未平息。
污染受害者如何获得赔偿？对造成事故、污染环境的企业，除了环保和海洋部门给予行政处罚外，是不是可以由相关机构代表国家提起民事诉讼，为受损的生态环境讨个说法？再有，对屡次触及环保底线的污染企业，现有的环保法律是不是显得过于软弱？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汪劲最近正在整理一本以我国环境执法30年为主题的环境法治蓝皮书书稿。他说，经过30年的发展，我国环境与资源保护方面的法律已有近30部，占现行法律总量的十分之一。但这个法律体系并没有对污染者形成强有力的威慑。其中很关键的原因是，目前，对污染企业的行政制裁，多为数额较低的行政处罚或者没有强制力做后盾的责令措施。一般情况下，企业宁可违法受罚也不愿意支付守法成本。由于处罚数额偏低，相较于大部分污染企业的违法获利都是九牛一毛。
再有，相对于污染企业、特别是受地方保护的高污染企业，污染受害者属于弱势群体，加上知识不足和现有体制因素，他们提起诉讼的难度和通过司法程序获得赔偿的难度更大。和污染企业打官司，在某种程度上等于与地方政府作对，污染受害者是蚍蜉撼大树。即便胜诉，也只是对人身和财产方面可以证明的直接损害予以赔偿，还不包括对国家环境和生态造成长远损害以及在突发事件中救助以及恢复环境费用的补偿。
在汪劲看来，不断出现的环境污染事件，正在考验政府的执政和执法智慧。在行政处罚已经难以触动违法企业的状况下，相关部门能否依法加大对重、特大污染事故责任人的处罚力度？对那些因重、特大水污染和海洋污染事故造成国家资源和生态损害的，环保部门和海洋部门能否依法向违法企业提起生态损失和恢复费用补偿请求，或者提起公益损害的民事诉讼，而不再由国家和老百姓为违法企业造成的生态损害埋单。
事实上，在大洋彼岸，尽管英国石油公司对美国墨西哥湾原油泄漏事故的处置还未完全画上句号，但在美国司法部内部，一系列庞大的诉讼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着。中华环保联合会环境法律中心督查诉讼部部长马勇最近专门考察了美国的环境诉讼体系，他印象最深刻的是，在美国，不管是政府部门、个人，或是组织机构，都有权利提起诉讼获得赔偿，政府部门可以以维护国家利益的名义提起民事诉讼。
据他了解，与墨西哥湾污染相关的系列诉讼案中，既有海边渔民对英国石油公司的诉讼，也有美国司法部代表联邦政府对英国石油公司的诉讼，另外还有一些非政府组织要对有责任的政府部门进行诉讼。可以预见，关于英国石油公司的原油泄漏，会有一系列的诉讼将要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