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吉尼亚理工学院校园外的临时纪念馆。2007 年 4 月，该校发生的枪击案造成 32 人死亡，这是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校园枪击案。
在网上很多关于 Kayla Bourque 的照片里，她看起来就是一名典型大学生。但 2012 年，当时是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西蒙弗雷泽大学犯罪学系一名学生的 Bourque 告诉同学，她幻想杀死一个无家可归的人。她也谈起要杀死家里的宠物猫和邻居家的猫。
暴力行为
该同学将 Bourque 所说告诉了助教，系主任叫来了校园警察。这引发了一个被称为威胁评测的正式调查过程——该校行政人员、校外顾问共同收集证据并评估 Bourque 的近期行为。
西蒙弗雷泽大学司法心理学家 Stephen Hart 说，他们很认真地对待学生的反映。 Bourque 在一些场合的行为对其他学生可能构成威胁，所以简单地将她移交至学校的心理健康服务机构是不够的。该团队通知了当地警察，并告诉 Bourque 在接受一次全面的心理评估前，她不能回到学校。
该团队在整理 Bourque 的宿舍时，发现了被法庭文件描述为“杀戮工具”的东西：一个包括菜刀、剃须刀片、橡胶手套的袋子，一个注射器。 Hart 说：“他们开始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之后，警方对 Bourque 的电脑进行了彻底搜查，发现了很多暴力照片，包括她裸体站在一只被其开膛破肚的狗尸旁的照片。
这只狗名叫 Molly ， Bourque 被起诉杀害 Molly 且持有武器，并被拘留 9 个月。面对日益增长的暴力事件， Hart 将此事视为威胁评测领域的一项重大胜利。
暴力根源
无论和任何人说到校园暴力的威胁评测问题，Gene Deisinger 的名字都将不可避免地被提起。 Deisinger 曾是艾姆斯市爱荷华州立大学咨询中心的一名医疗主任，该中心计划成立一个威胁评测小组——这是受众多事件影响的结果。1986 年，一名该校计算机科学系学生纵火焚烧了一名导师的住所，导师的两个孩子遇难。1991 年，爱荷华大学的一名年轻物理学家杀死了 5 人并自杀，起因是他未能获得一项论文奖。为了应对此类事件及其他突发事件，时任爱荷华州校园警察部门主管的 Loras Jaeger 向 Deisinger 寻求帮助，询问是否能够建立一个威胁评测小组。 Deisinger 说：“我当时对威胁评测小组还没有概念，因此我展开了调查。”
美国特工处专职负责保护总统和其他政府官员的安全，在长期实践中已发展出一套专门用于评估并处理危险的方法，但这种方法在那时并不能公开。 Deisinger 把研究重点转向危险行为、工作场所暴力及遇到危机的学生。 Deisinger 从研究中开发出一套可用于锁定有行为问题的学生，并进行人工干预的方法。他的评估小组于 1994 年启动并运行，随着负责范围的扩大， Jaeger 为 Deisinger 在校园警察部门安排了一个全职工作。在小组运行的第一个月，出于培训需要， Jaeger 要求 Deisinger 向州立警察学院汇报工作。作为一名心理学家，当时33岁的 Deisinger 并不愿意在起步阶段做这样的事，但后来他为自己当时的妥协感到高兴。“作为一名胸佩徽章、手提步枪的心理学家，未来属于我的机遇将大大增加。”
一个校园威胁评测小组的组成是跨学科、跨领域的，包括执法人员、心理学家、学术管理者、学生服务代表、人力资源和法律顾问。当某人举报一项可疑行为时，例如受到了其他学生的威胁，评估小组将首先从威胁者的行为开始分析。他们也会和同学、顾问或老师交流想法。
通过心理学研究方法对过去的袭击案进行分析，研究者确定了一系列可导致暴力袭击的行为和环境诱因。行为诱因包括，个体行为可能会趋于极端化或发生突然转变，与其他人变得疏远，或对武器攻击和暴力行为产生不同寻常的兴趣。环境诱因可能包括，对工作环境中具有侵略性行为的忍耐，一场未能化解的争端，对小团体中的派系斗争或群体中的尊卑秩序不满。此外，一些突发事件，可能是个体冲突，或是来自工作和生活上的压力，例如没有获得终身任职的机会或没有得到某项重要的拨款等，也可能导致个体不能恰当地处理问题。
及早介入
历史数据显示，一场袭击发生前，从预谋到发起会经历一个过程。暴力行为通常源于不满情绪，然后发展到某种恶意，之后对目标展开调查，规划并作准备。例如 Bourque ，她告诉心理学家她曾经乘坐巴士到城镇去寻找潜在目标，并且为袭击准备“杀戮工具”，这反映出的是袭击前的准备行为。但依靠数据所能分析出的信息非常有限，因为这种袭击很少见。
如果举报是有根据的，且威胁评测小组也认为某人可能会采取暴力行为，那么该小组将会努力消除这种危险，通常是通过与潜在袭击者接触，并为其提供心理咨询服务，或尝试解决引发问题的外部环境诱因。小组成员会经常访问目标，用 Deisinger 的话来说，即与目标在“咖啡厅约会”。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将目标置于视野之内，除非对方蓄意触犯法律或违背大学的规章制度。这些人中的绝大部分都非常坦诚， Deisinger 说：“我们会与对方建立一定程度的良好关系，对方最起码会允许我们进入大门，使我们得以观察研究目标的生活环境。他的精神状态是否恶化？房间角落里是否堆放着武器？他是否能照顾好自己？家里是否有食物？房间是否干净整洁？”
这听上去都是些乐于助人的行为， Deisinger 并不想以其他的形式进行。他说，这些个体知道我们是来做什么的，我们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开玩笑。但他也说到自己对这些人的开放态度感到惊讶。 Bourque 与评估小组“畅所欲言”，甚至允许他们整理她的房间，其“杀戮工具”就是在她屋子里被发现的。
威胁评测工作能得以实施的关键在于袭击者在行动前显露出征兆。幸运的是，袭击者通常会表现出某种征兆。20 世纪 90 年代，特工处调查了 83 名曾对公务人员或公众人物实施袭击，或者即将实施袭击行为的个体。调查发现这些人中的 63% 曾在袭击前发出恐吓，尽管只有极少数直接针对预定目标。社会心理学家、前特工处特工 Marisa Randazzo 说：“人们在实施袭击前通常会就此事与一些人交流。我们看到过许多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恐吓信息的案例。”
事后分析
2005 年 11 月，布莱克斯堡弗吉尼亚理工学院的校园安全部门收到一份针对韩国留学生赵承熙的举报，控诉他骚扰一名女学生，他的室友也声称赵承熙曾说想要自杀。校园安全部门对赵进行了 3 次评估，最终作出他是在开玩笑的论断，仅让他接受短暂的住院治疗。
赵承熙于 2007 年的 2 月和 3 月分别入手了一把手枪，并于4月用这两把手枪枪杀了 32 人，制造了迄今为止伤亡人数最高的校园枪击案。
这起事件促使美国特工处、联邦调查局（FBI）和教育部联合开展了对校园袭击的全国性研究。研究收集了 1900 年至 2008 年间发生在美国的 272 次校园袭击的数据。结果显示此类袭击发生的频率很低，但却存在一种上升的趋势。例如，272 场袭击中，发生在 1970 年至 1979 年间的只有 25 次，而发生在 2000 年至 2008 年间的却达 83 次。行为科学家 Andre Simons 与联邦调查局合作对袭击报告开展追踪研究，他认为，虽然入学人数增加是袭击案增加的因素之一，且当今被报道出来的袭击也必然比原先的要多，但这些因素并不能完全解释校园袭击的上升趋势。
研究还显示校园袭击的类别也有很大差别，其中本校学生或毕业学生所占比例为 60%，学校员工的比例则为 11%，另外 29% 的袭击则来自社会人员。
很难说在袭击发生前，某一个体是否对他们构成了明确威胁。近 30% 的犯罪者表现出威胁性行为，诸如跟踪、骚扰、口头威胁或书面威胁以及对目标进行身体侵犯。这些行为可能很抽象或普通，且不常被报道出来。
很难证明威胁评测这种方法是否奏效，还有一些人担心这是否侵害了公民自由，但大多数人认为威胁评测是应急准备工作的必要组成部分。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司法心理学家 Reid Meloy 说：“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暴力的社会中，任何可以降低风险的工作都是有价值并值得尝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