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CRO未来论

近年来，中国的新药研发迅速发展，CRO公司不仅在数量上增长很快，其研发水平也显示出长足的发展势头。为促进中国CRO产业与国际接轨，推进CRO业务在中国的发展，PI《医药界》杂志携手国际医药资源网于2012年12月13日—14日在上海举办“2012国际医药CRO高峰论坛”，为与会者提供一个技术交流、展示研究成果、新产品以及分享市场信息的平台，以更开阔的思路推动我国未来CRO产业发展与技术创新。

中国CRO行业强势崛起，由内外合力共同推动。外力，由新药研发所独有的特殊性质决定—开发时间长，投入高、风险高。更为关键的是，对于默克、辉瑞、强生、葛兰素史克、诺华等药企而言，近几年，多个品种的重磅炸弹“专利药”陆续到期，一旦专利失效，低价仿制药无疑将分流大部分市场，抓紧时间开发新药、再造盈利奶牛成为他们的当务之急。在这样的大环境中，CRO的优势凸显。数据显示，2005年，美国制药企业选择研发外包的业务在研发预算中约占33%，而2009年这一比例已上升至41%。跨国药企在华投入巨资设立“嫡亲”研发中心的同时，对专业CRO服务的需求也将强劲增长。

而内力，除了中国内需市场升温引人注目之外，中国CRO行业承接了吸引服务外包的惯常优势—优质人才和低廉成本。CRO企业的主要变动成本来自雇员成本，而类似于IT外包的优势，中国的高校扩招供应了大量化学、生物、医药类专业的毕业生。在美国，一个化学博士的年薪在20万美元左右，而中国的化学博士则只需五六万美元。据悉，药明康德的收费标准仅为欧美同行的20%左右。同时，中国庞大的患者群也为招募病人开展临床试验提供了便利。预测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CRO市场规模将高达7.91亿美元，复合增长率为33%。

从诞生之日起，我国的CRO产业就肩负着这样的一个历史使命：提高中国制药工业的技术创新能力。的确CRO的发展有助于我国尽快进入制药工业价值链的上游，在国际新药研发的外包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更能为我国的制药工业培养所急需的新药研发人才，而更重要的是CRO在中国的兴起弥补了我国本土制药工业自身研发能力的不足，为我国制药工业的结构调整提供了一条捷径。然而当前我国CRO的现状还远远不能满足这方面的要求，而且在经济全球化程度日益加深的今天，我国的新生的CRO也象其它产业一样，也面临着全球化的挑战。

1、规模小、业务单一

目前我国的CRO大大小小达到300多家，而总的业务收入仅有2千5百万元左右。这个数字不仅很难与发达国家相比，甚至仅是我们的邻国印度的五分之一。在这些大大小小的CRO中，能够承接国际外包业务的仅有那么可数的几家，基本上为跨国CRO的独资及合资企业所垄断，大部分CRO从事的仅仅是一些咨询业务。而在印度，35%的为新药的发现，另外65%的业务主要是临床试验。

2、资质认证及质量标准体系

CRO作为全球制药工业价值链中的重要一环，在质量标准体系上不可避免地要与全球性的标准接轨。虽然在SFDA建立后中国大力推进了GMP、GCP及GLP等质量标准体系的建立，逐渐向西方发达国家的质量标准体系靠拢，但不可否认的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严格的质量体系相比，中国与它们之间还是有很大的距离的。而在2006年底中国SFDA所揭露出来的腐败窝案对中国的这种努力是一个极大的打击，使得人们不禁对中国质量标准体系的可靠性产生怀疑。对于一些旨在在中国上市的新药研发的外包业务而言，仅仅满足中国本国的质量标准就可以了，然而对于真正意义上的新药研发的外包业务，如果在质量标准上不能达到西方国家的标准，就不可能分得一杯羹了。在从事新药临床前的药理学及毒理学的业务中，目前中国只有一家由美资建立的Bridge Pharmaceutical 达到了美国FDA的GLP标准。由此可见，中国要真正成为一个新药研发外包的中心，仅仅在质量标准体系的建立上就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3、 知识产权保护

跨国制药企业之所以不愿意将新药发现方面业务外包给中国进行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保护知识产权方面的考虑。虽然从1985年开始，我国的专利法经过了两次重大的修改，与国际接轨了。但在实际的执行方面还存在着很大的问题，我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还很差强人意。如果不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大力改善自己的形象，中国是难以成为真正的全球新药研发外包中心的。

4、低成本优势

印度与中国成为全球性的新药研发外包的首选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国家本身所具备的低成本优势。据研究指出，在中国或印度进行新药研发的成本只相当于发达国家的五分之一。由于新药研发的纯技术特性，低廉的人力成本是构成这种优势的主要元素。然而，随着中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收入水平的增加，这种低成本优势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会大大减弱。根据Roman Boutellier等人在2006年的Drug Discovery Today上发表的分析显示在未来五年内，中国在新药研发领域所具备的人力成本优势将不再成为新药研发外包的驱动因素。因此从这点上来考虑，我国的CRO产业的发展不能仅仅将自己定位在低成本优势上，而应该形成有自己特色的技术优势。

5、新药审批方面的问题

目前在中国，向SFDA申请进行新药的临床试验到批准平均需要195天，这个时间远远长于西方国家。另外还有一篇报道支出，在2006年全年，美国FDA所接受的新药申请为140多件，而同期中国SFDA所收到的新药申请达一万多件，而资源的有限使得中国的新药审批过程太长，这在追求新药研发速度和时效性的今天，无疑会防碍我国新药研发外包产业的发展。

6、新药研究所涉及的法律及伦理问题

新药研发过程中因为需要使用动物和人群作为试验对象，因此在实验动物及试验人群的使用上都涉及到一系列的伦理问题。西方国家在这方面已经发展出了一整套比较完善的旨在保护实验动物以及参与临床试验的病人利益的法律及制度，而我国在这方面，特别是在涉及实验动物使用的伦理问题上还缺乏相关的法规等，这必然要影响我国CRO产业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和印度之所以成为西方制药企业进行新药研发外包的首选地，除了成本方面的考虑之外，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这两个国家的庞大的人口数量和未采取任何治疗措施的疾病群体，这使得在进行新药的临床试验时能够在短时间内招募到所需要的样本数量，从而加快新药临床试验的步伐。如德国的Mucos Pharma GmbH 在欧洲和印度进行该公司研制的治疗头部和颈部肿瘤的新药临床试验时，在印度仅仅用了18个月的时间就在5家医院成功招募到了650名病人；而在欧洲，该公司整整花费了3年多的时间才在遍布欧洲的22家医院招募到100名病人。然而在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进行新药的临床试验也产生了一系列的伦理问题，如两家美国公司在地坛医院进行的抗艾滋病新药的临床试验时，就出现过7名患者因药物作用而死亡的事件。如何保障新药试验的参与者的利益成为摆在我国CRO面前的一个首要问题。

业内对于中国CRO的未来讨论已久，也有共识：“中国CRO的真正强大，还需要中国新药的崛起。”随着国内制药企业的集中度提高，几大医药巨头呼之欲出，市场预期研发投入将会有所上升，再加上新的《药品注册管理办法》等政策出台，使得以往简单的改剂型、改规格、换包装、改变给药途径等低水平的“新药研发”走到了尽头，这些对China CRO市场的后续增长将形成长期利好。

——中国医药科技成果转化中心芮国忠

——泰格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商务发展部总监、项目总监沙伟郡

——上海医药临床研究中心副主任许俊才

——万全药业集团副总裁、阳光万全临床研究服务集团总经理宋雪梅

——美国伯明翰阿拉巴马大学医学院肿瘤药理中心实验室主任的张瑞稳博士

中国医药科技成果转化中心芮国忠主任介绍，新药研发是高技术、多学科的过程，需要的是多个技术群来协同完成。目前新药研发外包的项目不仅从临床试验向前延伸到临床前研究，包括分子优化，先导化合物筛选、动物试验，还有众多药品上市的辅助工作。例如，临床文件、政策法规咨询，生产和包装甚至还有药品的推广、市场销售，药物经济学、商业咨询及药效追踪等都有相关的CRO公司提供服务。而在这些领域，国内CRO市场的发展潜力是很明显的。

泰格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商务发展部总监、项目总监沙伟郡沙总对中国CRO未来很乐观，她觉得中国的CRO还有很多上涨的空间。

上海医药临床研究中心副主任许俊才分享了在中国选CRO公司考虑的因素，他认为CRO搞低价竞争，是没有未来的。未来的趋势应该是合并。

万全药业集团副总裁、阳光万全临床研究服务集团总经理宋雪梅引用了《未来是湿的》这本书，她觉得全球的新药研发外包服务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作为CRO企业的一员，宋雪梅博士表示，随着相关法规体系的完善，CRO自身素质的提高，她对我国本土CRO的前景依然充满信心。

现任美国伯明翰阿拉巴马大学医学院肿瘤药理中心实验室主任的张瑞稳博士强调，“没有创新的民族制药业，就没有CRO的明天”。CRO是随着创新药物发展起来的一个行业，如果没有新药的研发活动，就谈不上CRO的存在。但是，与目前CRO快速发展态势严重脱节的是，国内很多制药企业还不具备独立研发新药的能力。如果我们的民族制药业始终在低谷徘徊，始终只是把创新挂在嘴边，而拿不出实实在在的东西，CRO的健康发展势必会受到阻碍。

张瑞稳博士建议，政府应把CRO作为一个产业、一个行业来扶持，建立一个有助于技术创新的大环境，提高我国制药产业的整体技术创新能力。比如，可以把CRO集中起来，形成互相交流、互相扶持的氛围，这样不但可以提升我国新药研发整体的竞争力，还有利于进入国际市场。去年，北京22家中关村医药科技企业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关村CRO联盟”，他倡议在上海也应该建立这样的联盟。单个CRO因规模较小，资金不足而无法承接大订单的公司，借助这样的平台，可以通过整合多家CRO的质量优势和价格优势，实现资源共享，即利用成员企业之间的互补性，把几亿元的大订单在内部分解消化，让大家从中受益。“我们的CRO不能仅把注意力放在内部竞争，而要联合起来一致对外。”

“CRO在中国还有很长的路，CRO是申办者和临床前药理机构、临床试验机构或政府之间的一座‘桥梁’”，宋雪梅博士对CRO做出这样的比喻。虽然我国的政策环境还存在着需要完善之处，比如临床试验的审批时间太长，但CRO的发展更需要行业的自律。这个自律机制应该是靠政府引导，企业参与的形式来完成的，在这样的组织框架下企业将会受到约束，而不会进行恶性竞争。她忠告说：“任何恶意的东西都来自短势，中国的CRO要眼光长远，并要积累经验。”

宋雪梅博士还以自身的从业体会强调，我国的CRO必须提高自身的服务，而不要仅凭单纯的价格竞争来争取业务。因此从这点来考虑，我国CRO不能将自己的优势定位在低成本上，而应该形成有自己特色的技术优势。虽然国家大力推进了GMP、GCP及GLP等质量标准体系的建立，逐渐向西方发达国家的质量标准体系靠拢，但我国这些方面的差距仍然是明显的。对于一些要在我国上市的新药研发的外包业务，仅仅满足我国的质量标准就可以了；然而对于国外真正意义上的新药研发的外包业务，如果不能达到西方国家的质量标准，那就不可能分吃他们的“蛋糕”了。

香港陈兴科技投资项目经理Wayne.Li认为，全球对中国的CRO领域非常看好，不少大型制药公司愿意跟中国本土的CRO公司进行合作，形成战略伙伴关系。他提醒中国本土的CRO公司，要想在研发外包中“分食蛋糕”，应该迅速提高项目管理能力，完善基础设施，提高沟通能力，按时完成项目计划，并在安全和环境保护方面遵守高标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