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批CRISPR婴儿后,贺建奎留给科学界的6大难题
2018/12/03
贺建奎事件1周以来,他未再露面解释相关问题。这种“事了拂衣去”的态度让其暂时脱离了舆论漩涡,却把问题甩给了整个科学界。就目前而言,整件事尚有6大问题存疑。

图片来源:美联社

问题1:贺建奎将会受到何种处置?

11月27日,即基因峰会前一天,深圳市卫计委宣布,深圳市医学伦理专家委员会已于11月26日启动对该事件涉及伦理问题的调查。次日,广东省卫健委又在其官网发文称,11月27日,省、深圳市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开展对“深圳基因编辑婴儿事件”的全面调查。

除了卫生部门,28日,科技部也对此发声。国家卫健委、科技部和科协联合表态,此次事件性质极其恶劣,已要求有关单位暂停相关人员的科研活动,对违法违规行为坚决予以查处。

此外,尽管南科大方面表态不知情且会开展调查,但是有媒体爆出文件,称南科大是该项目的资助方。在这种暧昧的情况下,该校是否会采取实际行动,以及调查效果如何仍未可知。该校发言人向《自然》杂志表示,“目前不能披露相关信息”,他们需要等待官方表态后,“在适当的时机”再作回应。

南科大网站已经撤下了贺建奎实验室的网页,他此前曾在上面发布基因编辑婴儿试验的参考人信息。而在相关政府网站上,贺建奎的信息也已经消失殆尽,其中包括科学部此前赞扬他对基因测序技术的贡献,以及“千人计划”中对他的介绍。

贺建奎的发言人法雷尔(Ryan Ferrell)对外透露,在峰会第1天的讲话过后,他本人已经回到深圳,他也缺席了原计划在29号出席的会议。他在声明中称:“我已经回到深圳,并不再参加周四的会议。我将一直待在我的祖国中国,并完全配合关于我工作的所有调查。”

问题2:贺建奎的实验结论是否正确?

除了科学伦理,对于贺建奎所说的“实验成功”,科学界同样存疑。国内外科学家均表示,应该让独立机构对他的实验结论进行深度检测,全面对照父母和孩子的基因,并向全社会通报检测结果。问题在于,贺建奎此前并没有公布参与实验者的身份信息,调查人员无从下手。

基因峰会主席、诺贝尔生物学奖获得者巴尔的摩(David Baltimore)表示:“出于好意,贺建奎隐匿了实验对象的身份信息,我们还没想好如何组织一场独立调查。”

不过,贺建奎团队表示,他们可以提供匿名案例,其他科学家也可以进入他们的实验室分析数据。他的发言人表示,他将主动邀请研究人员发起独立调查。“我的原始数据将开放给第三方审阅,”他表示。不过,如何确保他提供的数据是真实可靠的,也是一个问题。

在实验公之于众后,他从未在主流科学刊物上发表成果、接受质询,也是外界质疑其成果真实性的一大原因。对此,贺建奎表示,他将在年底发表相关论文,但没有透露具体的刊物,也就不能确定其成果的含金量。更进一步,在国内严苛的基因源法律约束下,公布试验对象基因序列这种事是严令禁止的,因此,科学家们也很难确证相关成果的正确性。

问题3:CRISPR到底是如何编辑这对双胞胎的基因的?

由于贺建奎并未在公开刊物上发表成果,科学家无从了解试验的过程和技术手段,只能从他过去的科研方向和事后的陈述来推断基因编辑的实验状况,以及可能造成的后果。

同为CRISPR基因编辑研究者,澳洲国立大学遗传学家贝吉奥(Gaetan Burgio)分析称,贺建奎透露的原始测序数据表明,这些婴儿的细胞中含有多种经过修饰的CCR5基因,它们具有不同大小的DNA缺失。这样的“嵌合体”有可能是CRISPR编辑早期胚胎细胞,以区别于其他胚胎细胞的产物,但也可能是编辑胚胎细胞失败的结果。

马萨诸塞大学医学院RNA研究者莱德(Sean Ryder)在推特上公开提出了另一个问题:贺建奎在基因编辑会议上说,他以CCR5基因为目标,是因为有些人天生就携带CCR5基因突变,(一种32个DNA字母缺失的现象,也称为delta-32),使基因失活。但莱德认为,用CRISPR基因编辑将CCR5缺失引入婴儿细胞,和delta-32突变实际上是不同的。

“问题是,这3种突变都不符合经过深入研究的delta-32突变,而且,据我所知,还没有人开展过相关动物模型研究,”莱德在推特上写道。对于贺建奎的研究,他用了4个字评价:“不合情理”。


Credit: TPG via Zuma

问题4:下一个“人造人”什么时候会出现?

CRISPR-Cas9基因组编辑工具的技术先驱,伯克利大学生物学家杜德娜(Jennifer Doudna)在峰会上听到贺建奎的介绍时,脑海中只有一个念头:“这种技术会被那些无赖科学家用不道德的方式利用,这是真正的风险所在。”

早在这场基因“事故”之前,相关领域已经出现了基因编辑技术滥用的苗头。本次峰会委员会成员之一、哈佛医学院院长戴利(George Daley)曾提出过一种名为线粒体替代疗法的技术,即用正常人的线粒体DNA替换患病胚胎的线粒体DNA,以消除胚胎的某些先天突变引发的疾病。尽管这种疗法至今为止都没能得到生物医学界以及FDA的认可,但早在2年前,纽约的一群医生就在墨西哥开展了相关实验,并诞下了婴儿。

戴利表示:“尽管我们百般谨慎,类似的CRISPR-Cas9胚胎编辑不成熟试验仍然可能出现。”

此外,“人造婴儿”的意外出现,也让科学家不得不紧急思考另外一个迫切问题:人类生殖系编辑,即修改传递给后代的基因,是否已经近在咫尺了。巴尔的摩称:“我们有理由担心,如果领域内所有人都知道了事情的状况,立法者更应该知道。”

问题5:贺建奎的研究会导致生殖系编辑研究领域的伦理危机吗?

自事件发酵以来,不少业内人士担忧,一旦监管部门加大对行业的干涉力度,整个生殖系编辑领域的研究都可能被迫放缓,尤其是在各类规则较为模糊的情况下,监管机构可能会靠“一刀切”解决问题。巴尔的摩透露,在美国,已经有人提议严厉禁止相关研究,理由是和科学目标背道而驰。

在这个节骨眼上,FDA官员戈特利布(Scott Gottlieb)的表态相当引人注目:“政府现在必须作出反应。”28日,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主任科林斯(Francis Collins)透露:“(政府)需要就这类研究的限制达成国际共识。”

现在,科学界最担心的就是“一刀切”政策的出现。为此,在基因峰会的闭幕式上,科学家们发表了一份共同声明,呼吁各方不要过度恐慌,要给基因编辑技术的发展留下一条路。他们称:“如果这些风险得到解决,种系基因组编辑在未来有机会以人们可以接受的方式出现。”

也有人认为,这种担忧纯属多余。在峰会卫星会议上,有人问加州大学欧文医学院的达尔教授(Judith Daar)道,基因编辑婴儿事件是否会让原计划捐赠卵子的女性留步。她的回答正好相反:“可能会有女性对参与研究感到兴奋。直观来说这是一次失败,可以会压制参与者参与的意愿,但我更惊讶的是各种各样的过度反应。”

问题6:科学界如何能确保生殖系编辑在未来得到更好的监督?

“蓝图暂时还没有,但我们已经向学术界广泛咨询,”巴尔的摩说,“这实际上是全世界面临的挑战。”在峰会最后的集体声明中,科学家们表示,各地的科学团体将在相互协调的同时,游说政府推出合理的政策。

声明中还提到了建立国际论坛,以及通过国际注册中心进行研究和临床试验、合理分配基因编辑研究成果等问题。

具体的发展情况,我们也许要等到2021年伦敦举行的下一届人类基因编辑峰会才能看到了。

参考资料:

First CRISPR babies: six questions that re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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