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专家谈“换头手术”:如实施将是中国医学界耻辱
凤凰网 · 2016/06/22
6月13日,《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再次让中国医学界走上风口浪尖。这篇名为《为瘫痪者换身体,中国医学的突破还是疯狂?》的文章称,哈尔滨医科大学的任晓平博士将会实施史上首例“换头术”——为一位瘫痪病人的头颅换一具新的身体。


6月13日,《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再次让中国医学界走上风口浪尖。

这篇名为《为瘫痪者换身体,中国医学的突破还是疯狂?》的文章称,哈尔滨医科大学的任晓平博士将会实施史上首例“换头术”——为一位瘫痪病人的头颅换一具新的身体。媒体将他称为“东方弗兰肯斯坦”,根据报道,这项手术还在研究进行中,任晓平透露,手术会在“准备完了”以后实施。

这不是“换头术”第一次被舆论关注。早在2015年,关于“换头术”的报道即传得沸沸扬扬。据当时的媒体报道,“换头术”可能将在2017年进行实施,但随后被任晓平辟谣。

任晓平两次拒绝了凤凰网的采访,不愿对舆论质疑做更多解释,称一切以国内中文报道为准。凤凰网查阅了相关报道,任晓平最近一次接受国内媒体采访是在5月,他称很多媒体上的说法都是“以讹传讹”,“关于手术,什么时候做,在哪里做,都是未知数。”而对于被广泛质疑的伦理问题,任晓平在接受采访时称:“生命是至高无上的,这是伦理学的核心要素。”

凤凰网就此采访了北京大学医学伦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王岳。王岳对“换头术”并不看好,他认为此项手术风险性过高,需要经过伦理委员会进行审核,“一旦实施,就是中国临床界的耻辱”。

对于近年频发的伤医事件,王岳认为,医生也应当注重“自律”,“你养家糊口的结果是什么?你失去了你最宝贵的东西,是患者对你的尊重、信任,是和谐的医患关系。明天我们戴着钢盔开着宝马去医院上班,你快乐吗?”

(王岳,图片来自网络)

凤凰网:《纽约时报》称,大部分医疗界人士不看好这种手术,因为它太早或者太过于草率,你怎么看这个手术呢?

王岳:从医学上讲,目前一个基本共识就是神经损伤是最难修复的,它的再生能力是很差的,我想这也是医学界担忧这个手术的原因。在人体身上做这种手术之前,到底有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证明这一试验的安全性,尽管医学是要不断的试验,但医学在人体身上进行任何的试验,都必须进行一个收益与风险的评估。

媒体报道他之前做过猴子实验,但它只存活了20个小时,那就说明这个试验在动物身上并不成功,如果在动物身上都未能取得满意成果,草率用人来做,这无异于故意杀人,研究者放纵可能的危险,这在法律上绝对不能容忍,更不要说伦理。还有一个伦理问题争议比较大,就是一旦手术完成,怎么确定这个人的身份?到底是以头部来确定,还是以躯干部来确定?当然这都是下一步的问题。

这种手术一定要经过独立的伦理委员会审查,不能说找到了一个愿意承担风险的人,我就可以做这个手术。研究有伦理要求,需要通过第三方的伦理委员会审查。我自己对这种手术不看好,我觉得这就是炒作,一旦实施,就是中国临床界的耻辱。

医学要敬畏自然规律,否则医学早晚是毁灭人类的最后一根稻草。去年年底在美国开了一个关于基因编码技术的国际研讨会,说白了就是因为中国先发了一篇论文,老外一看害怕了,怎么中国掌握了这种新编码技术,那太可怕了。这个会议得出一个共识,此项技术不能应用于临床生育,不能对胎儿去做基因筛选。想想今后我们在街头聊天,你180岁,我250岁,这不是很可怕吗?整个秩序都混乱了。

(换头手术,图片来自网络)

凤凰网:北大伦理学专家丛亚丽教授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称,不希望中国的科学家在国际上加深别人对我们的印象——中国人做事没有底线,什么都能做。她觉得很担忧。

王岳:我非常同意。2014年中国医师协会已经发布了中国医师道德行为准则,我在参加一次国内的医院院长论坛上随机问了一下,在座大概200家医院中,有多少医院组织学习过中国医师道德行为准则?非常可怜,现场只有两个人举手。如果一个行业没有职业操守,技术再好,钱再多,能赢得患者、社会和国际同行对你的尊重吗?我觉得这是很可悲的。

凤凰网:任晓平教授在回应《纽约时报》关于伦理问题时说,生命是至高无上的,这个才是伦理学的核心要素。你怎么看他这种观点?

王岳:与其说生命至高无上,不如说患者的自由至高无上,但必须有一个前提,即这种自我决定是基于客观告知后的真实决定。就所谓“换头术”而言,即使病人说我100%希望你来伤害我,法律上也是不接受的,因为所有人身权免责的约定都是无效的。我相信研究者本来就知道这个手术生还概率很小,很大可能结果就是失败的,那这种手术能做吗?真的是太荒谬了。

凤凰网:外媒还列举了一些国内医学专家的观点,认为海外专家是忧虑过度,甚至是对中国医学技术进步的嫉妒,你怎么看这种观点?

王岳:我不敢苟同,我们要客观评价自己。回顾过去,毫无疑问我们取得了很大进步,但同样也要看牺牲了什么。西方与中国物质基础不一样,社会成熟度也不一样,所以别总跟别人比,要根据客观情况做好自己的事,更别“大跃进”。我们要按照全世界共识、伦理标准和法律底线来去做,不能为了超越而突破底线。

正好联系到之前的魏则西事件,这无疑也是中国医疗行业的丑闻,这种生物治疗不仅仅在莆田系医院,这不是个别现象。这种治疗方法可能代表未来医学的一个发展向,但官方对此表述是临床试验,它仍然处在一个研究阶段、试验阶段,你不能收取任何费用,还要向受试者进行经济上的补偿。

我们现在有些医院不是为了科研,而是把它当成一种治疗方法,说难听点就是赚钱的工具,这太可怕了。我觉得在魏则西事件之后,又去讨论中国实现人类历史上首例“换头术”,这就是耻辱,只会让国际同行笑话。

凤凰网:为什么中国的医师在国际上认可度不高?

王岳:为什么中国的医师执照在全世界主流发达国家都不认可,最主要原因不是我们的技术,而是我们在价值观和操守受到质疑。中国大陆和台湾互认学历,唯独刨除医学专业。是因为台湾医学界质疑大陆医学界的技术吗?因为大陆医生手太笨了?不是,是因为我们今天的医学方向都是错误的。

我们逼着医生成为科学家,但其实在科学上进行突破的是基础医学研究,临床医生应该是掌握现在行业内成熟的、被普遍接受的治疗方法。现在很多医院门口挂着一串的牌子,各种研究所,研究机构,病人进去全变成小白鼠了。他们在用还不成熟的治疗方法来治疗病人,这个很恐怖,因为老百姓根本没有了解这些信息的能力,基本上是完全听命于医生的。

凤凰网:最近社会上发生了多起伤医事件,医患关系似乎矛盾越来越大,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王岳:我很同意胡大一教授的观点,他说现在的医疗行业几乎是方向性的错误,这导致技术再好,但病人满意度很差,诸如近来频发的伤医悲剧。我经常告诫我的学生,你现在虽然是学医的,掌握的知识比病人多,但你一定要相信,这个病人早晚会明白你当年骗没骗过他。

医学界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病人一死就闹事?因为病人一直在忍,他还抱有一丝希望,所以不能得罪医生,但到最后他会爆发的。并且随着抓紧治疗,病人和家属逐步对疾病和治疗手段有了一个相对透彻的理解,这个时候他就会产生一种落差,说你医生当时跟我讲的不是这样的,这就坏了。

所以我们应当尽早实现医患共同参与下的朋友式的医患关系,而不是父权式的医患关系。父权式的医患关系就是你按我说的办,信任我就行了,别的不用管。但现在的病人都是学习型病人,他们希望医生给自己讲得很清楚,然后由自己与医生共同作出最终决定。

其次要从生物医学模式向全人医学模式的转变。从生理、心理、社会三个纬度关注人,而不是像以前生物医学模式只关注病。比如肾移植手术,一个非常贫困的病人是承受不了巨额手术费用的,结果做完肾移植后医药费压得整个家庭喘不过气,其实肾透析也可以起到类似作用,虽然更麻烦。比如一个乳腺癌手术就可能改变两人的夫妻关系,这些都是医生要考虑的。

第三就是要从现在这种“多劳多得”向“优劳优得”的经营模式转变。我们现在医院的经营理念是把医生都教坏了,药开的多,检查开的多,就赚的多,这是不对的。“优劳优得”就是我怎么让患者满意度更高,我获得的收入更多。如果把养家糊口作为行医的使命,那这个行业就完了,医生这个职业和其他的职业担当是不同的。你养家糊口的结果是什么?你失去了你最宝贵的东西,是患者对你的尊重、信任,是和谐的医患关系。明天我们戴着钢盔开着宝马去医院上班,你快乐吗?

哈佛大学搞公共卫生的华裔著名专家写了一篇文章,说我们今天一谈医疗行业都谈的是什么?体制问题、制度问题,而我们很少谈职业精神。中国今天更多都在讲“他律”问题,但我们却很少提及“自律”问题,但医生是个特殊群体,“自律”的必要性一点不次于“他律”,如果自律出了问题,就像擼了扣的螺扣一样,拧不动,这个行业否则好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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