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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科学家背不起“缺乏自信”这口锅

2017/07/31 来源:中国青年报/张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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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如果我的这篇文章写得奇臭无比,那么无论它刊登在《中国青年报》上,还是村口小卖部的小黑板上,它都首先是臭的。道理一点也不复杂。但在学术界,一篇文章发在不同地方,境遇可能天差地别。


本文转载自“中国青年报”

如果我的这篇文章写得奇臭无比,那么无论它刊登在《中国青年报》上,还是村口小卖部的小黑板上,它都首先是臭的。

道理一点也不复杂。但在学术界,一篇文章发在不同地方,境遇可能天差地别。

《科学通报》最近重发了“青蒿素结构研究协作组”的论文,40年前首发的这篇论文,表明中文期刊也可发表诺贝尔奖级的成果。该刊主编、生物学家高福院士表示,期待更多中国科学家的原创成果发表在中国人自己的学术期刊上。

高福院士的期待顺理成章,没有一位主编不希望自家刊物群星璀璨。但有人就此引申指出,中国的高被引论文大都发在海外期刊上,“一个重要病灶还是我们的科研人员缺乏科技文化自信”,这就有点莫名其妙了。

过去由于复杂的原因,我们曾经极为“自信”,“自信”到与外界往来极少,以至于青蒿素研究成果以中文发表时,全世界并未在第一时间注意到它。关于青蒿素被引用最多的论文是外国的,这是诺奖光环也遮不住的遗憾。公布青蒿素研究成果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屠呦呦等人默默无闻,这并非科学的常态。一位科学家有了伟大的发现,值得在最大范围同行中得到礼赞。

而今,越来越多中国论文发表在国外期刊上,虽然其中掺杂“注水”之作,也屡屡发生学术不端,但总体而言无疑是数量和质量齐升。十几年前,中国主导的研究成果出现在著名的CNS(美国《细胞》、英国《自然》和美国《科学》杂志的统称)上尚属凤毛麟角,今天则层出不穷,让人看到了中国科学的进步和信心。

科学家发表论文,首先是为了向同行报告自己的新发现,并且常常要抢发论文来宣示对某一发现的优先权。这是学术出版业存在的前提。英语为当今的世界通用语言,论文发表在以英语为主的国际期刊上,有利于最快地确认优先权。非但中国,全球范围内多数高被引论文都发表在英文期刊。即使是科学强国如德国、法国办有不少名刊,也无法改变主流。要求科学家只在本土发表论文,只会损害国家的竞争力。

鼓励科学家在本土发表论文,可算是一番好意,但无关“自信”。真正的自信是在国际平台争夺话语权。或许与奥林匹克精神类似,奥运选手追求“更快、更高、更强”,而不必考虑奥运举办地。

当然,若有哪位科学家硬要以中文发表论文,其成果足以吸引外国同行来学习中文,倒是好事一桩。不过,实力决定话语权,中国科学远未达到那种水平。

与其指责科学家不在本土发表论文,不如去办出更多由中国主导的国际化期刊。诸如“基于中医诊治理论的航空发动机故障诊断新技术”之类的尴尬研究,在国内期刊上仍有市场,这是值得注意的。一国的学术出版与学术之间应是“水涨船高”的关系。过去10多年里,国内的英文《细胞研究》杂志影响因子从2提高到15以上,超过《美国科学院院报》等名刊,原因在于该刊使用专业团队、坚持国际标准运作,也在于国内生物研究的“水位”提升。用该刊常务副主编李党生的话来说,只要我们能做出好的期刊,好的文章会“回归”的。这才是自信。

中国学术界“外刊依赖”习惯的养成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全世界都很难离开这些国际出版巨头。它们诞生已有数百年历史,陪伴了自然科学革命的萌芽,伽利略、笛卡尔、达尔文都曾是其作者。在清末,《自然》就翻译介绍过中国近代化学启蒙者徐寿的研究。学术出版商以人类智慧的结晶牟利。科学家通常是在公共研究经费资助下获得成果,然后向具有公信力的出版商投稿,出版商组织同行评议论著,再将出版物兜售给科学界。这是一门古老的生意。

对人类共同体来说,这种模式很可能以商业模式促进了人类智慧成果的传播,但也同时以商业门槛阻碍了人类智慧成果的传播。一些科学家主张脱离出版业,推进免费的但目前仍良莠不齐的“开放获取”期刊;还有一些科学家习惯将文章张贴在预印本网站,同样可以起到宣告新发现的作用。证明庞加莱猜想的俄罗斯数学家格里高利·佩雷尔曼的论文就只挂在网上而未正式出版。

佩雷尔曼假如在中国工作,很可能不会为他的惊世证明得到任何奖励。国内的科研管理,往往是简单统计论文篇数和期刊影响因子,如博士生发表多少篇、多少“分”的论文才可毕业。国家自然科学奖的一项定量评价指标是“主要论文发表刊物和专业著作的影响”,将论文发表期刊的地位,从“一般刊物”到“权威刊物”量化为1分到5分。2016年,数学家席南华院士等12位政协委员曾提交提案,针对这项指标建议取消刊物分级,希望科技评价与统计中谨慎使用论文分区等指标。

让好的论文“回归”本土期刊或许不难,只要科研管理制度回归到研究本身质量的评价上来。华人物理学家张首晟曾多次申请研究经费都被拒绝,但斯坦福大学仍给他终身教职,毫不考虑他“没有一分钱科研经费的失败”。

一位老一辈数学家曾说:“一篇文章的价值不是在它发表的时候得到了承认,而是在后来不断被人引用的时候才得到证实。”本来,论文的价值只与成果本身的创新性及重要性有关。《自然》等期刊的权威性,源于它多年坚持刊发经过同行评议的高水准成果,成为水准的一个象征。但是,不少重要成果未在名刊发表,而名刊发表的也有一些后来被发现引用很低、不怎么重要的成果。毕竟诺贝尔奖评审都有看走眼的时候。

不受其他因素影响去评判学术成果的价值,目前仍像天方夜谭。现实中一些评价方法僵化得令人哭笑不得。数学家马志明院士和张伟平院士分别提到过一个关于“第一作者”的问题。数学界的惯例是作者署名以姓名拼音字母为序,不分第一作者,而国内的评审大都强调“第一作者”。张伟平与合作者发在数学顶尖期刊上的一篇论文,他因姓“张”排位在后,而被科研管理机构认定为“第二作者”。中国数学会呼吁“本学科的共识应该得到尊重”,但收效甚微。

可见,当我们探讨“自信”问题,或许首先需要探讨的是“尊重”问题,是科学界以何种规则来运行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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