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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中国药物基因组学学术大会暨_首届中国个体化用药—精准医学科学产业联盟大会

转基因到底能不能“减农药”或“增产”?

2016/11/13 来源:科学网/倪思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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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日前,美国《纽约时报》报道了其开展的一项关于转基因的调查报道,认为关于转基因作物的争论忽略了一个更基本的问题:美国和加拿大的转基因没有降低化学除虫剂的使用量,也未显著提高粮食产量。


日前,美国《纽约时报》报道了其开展的一项关于转基因的调查报道,认为关于转基因作物的争论忽略了一个更基本的问题:美国和加拿大的转基因没有降低化学除虫剂的使用量,也未显著提高粮食产量。

该报道指出,与西欧现代化程度相当的法国和德国等地区相比,美国杀虫、杀菌农药减幅不及法国,而除草剂用量却显著上升。同时,美国和加拿大在亩产量上并没有获得显著的优势。

不过,国内外科学家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的采访时对该调查的的方法及结论提出了质疑。

西欧农药用量减少是政策所致

《纽约时报》调查显示,自20年前美国引入转基因玉米、棉花和大豆之后,杀虫剂和杀菌剂的使用量降低了三分之一,喷洒型除草剂使用量上升了21%;相比之下,法国杀虫剂和杀菌剂的使用量下降了65 %,除草剂的使用量也降低了36%。

这样的数据,没有得到科学家的认同。“直接把美国的数据和法国的数据作比较,一点意义都没有。”美国新泽西州立大学教授卡尔•普瑞(Carl Pray)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他们只看到了现有资料里显示的一些数据,就将原因归结为转基因农业,而没有研究数据背后的其他原因。”

并非所有除草剂都用于农业。“在发达国家,除草剂除了大规模用于农田除草外,还广泛用于林业苗圃、高尔夫球场草坪。”中国科学院院士许智宏说。

此外,政策因素对农药使用量的影响大。“西欧除虫剂等农药使用量显著减少,是因为他们有政策限制。”北京大学现代农学院教授黄季焜告诉记者。

据法国媒体报道,法国政府一直致力于控制农药使用,曾先后提出两个生态农药计划:第一个生态农药计划设想,从2008年至2018年计划减少农药使用量50%,但农药消耗反而略有增加,该计划没有成功;2015年底,法国政府提出第二个生态农药计划,分两个时段,第一个时段是2020年前,计划减少农药使用量25%;第二个时段是2050年前,计划减少农药使用量50%。

在除草剂使用方面,以法国、德国为主的西欧国家也相对谨慎。今年4月,法国卫生和安全部门决定,禁止使用含有添加牛脂基伯胺的草甘膦除草剂产品,法国食品安全健康局已通知生产商决定撤销该产品的登记。在此之前,德国市场中含有牛脂基伯胺助剂的草甘膦除草剂产品已经被厂家自愿取消。

“转基因增产”实为“稳产”

关于“转基因增产”的质疑并不新颖。

早在2013年,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教授杰克•海尼曼(Jack A. Heinemann)等人在《农业可持续性国际期刊》上曾发表论文指出,1996年起北美开始大规模种植转基因,但与西欧相比,北美并没有产量优势。

该论文选择对比分析北美和西欧从1961年至2010年的大豆、玉米和油菜籽生产情况,发现从1986年至2010年,北美农作物产量增幅小于西欧。以玉米为例,1961年至1985年西欧玉米平均每公顷产量4868.1公斤,美国每公顷5437.9公斤。1986年至2010年西欧平均每公顷产量8289.9公斤,美国每公顷8284.1公斤。

“生产成本同样需要纳入对转基因产出效应的分析之中。”中国农业大学教授罗云波告诉记者,从绝对产量上看,美国农业采用转基因作物后,管理相对粗放,欧洲虽然产量高,但生产成本更高。

不过,公众对于“转基因增产”的问题,长期以来存在理解误区。

转基因作物“实际上是减少了因虫害引起的损失,达到的结果是‘稳产’。”许智宏表示,在农业上使用除草剂、杀菌剂、杀虫剂,达到的是“稳产”的目标,杀虫剂使用后“增产”,是针对有虫的作物作为对照的,同样,应用抗虫转基因作物,大大减少了杀虫剂的使用,同样减少了虫害的损失。

根据黄季焜等学者统计,1999年,转基因抗虫棉和非转基因抗虫棉的单产分别是每公顷3.4吨和每公顷3.2吨;2000年,非转基因抗虫棉单产降至每公顷1.9吨,而转基因抗虫棉单产仅下降至每公顷2.9吨。

鉴于此,转基因是否能增产,以及能够增产多少,并非绝对,而是因时因地而异。“以抗旱转基因作物为例,不干旱时转基因作物增产的效果并不明显,一旦发生干旱,它的产量一定比非抗旱转基因作物稳定;而对于抗虫转基因作物来说,如果原本虫害比较严重,这时候用抗虫转基因作物,增产效果会非常明显。”黄季焜说。

转基因科普该改改了

11月10日,在“中国农业生物技术发展、挑战与政策研讨会”上,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瑞法发布了一组令在座听众惊讶的数据。

胡瑞法团队对经常报道转基因问题的54位记者进行调查,分别让他们判断五个问题——“转基因番茄中含有基因,但普通番茄中不含基因”、“人和动物的一生,基因经常变化”、“把动物基因转入植物体中是不可能的”、“杂交水稻是转基因水稻”、“如果父母双方的血型分别是A和B型,他们子女的血型可能是O型”,全部答对的仅10位记者。

同时,他们将同样的五个问题抛给1460位被调查公众,结果发现考试不及格人数占全部样本的56%,即一半以上公众缺乏独立判断媒体有关转基因信息正确与否的能力。

“目前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接受程度较低,其重要原因与媒体对转基因的妖魔化有关。在谣言广泛流行的条件下,公众对转基因科普的接受程度较低。”胡瑞法说。

胡瑞法建议,建立转基因安全理性讨论平台,使有关转基因相关讨论回归至以科学和事实为依据。

“未来,我们要做精准科普。”罗云波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现在,科普工作还比较粗放,都只是笼统地告诉公众转基因可以减少虫害,增加产量,但是没有更详细地体现具体的增产方式。”

罗云波建议,今后转基因科普工作要“就事论事”,就着具体的生态效益、防止病虫害效益、降低成本效益的细节来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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