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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精准医学:打开重症铁锁的“钥匙”

2016/06/22 来源:中国科学报/李晨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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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同一个病房里,住着五位乳腺癌患者,年龄相近,临床分析结果也一样。医生按照规范化治疗的原则,给出了差不多的处方和治疗方案。然而,这五位患者的治疗效果却有很大差异: 两位患者出院,在之后的三年随访、五年随访中都没有反复;一位患者肿瘤继续增长;其余两位患者一年后分别出现了复发和转移。


同一个病房里,住着五位乳腺癌患者,年龄相近,临床分析结果也一样。医生按照规范化治疗的原则,给出了差不多的处方和治疗方案。然而,这五位患者的治疗效果却有很大差异: 两位患者出院,在之后的三年随访、五年随访中都没有反复;一位患者肿瘤继续增长;其余两位患者一年后分别出现了复发和转移。

这是6月16日开幕的首届雁栖湖医学高峰论坛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北大医学部主任詹启敏所举的一个例子。

为何会出现这样的结果?詹启敏解释,基因检测表明,五位患者的突变发生在不同的基因位点上。“每个人的肿瘤发病原因不同,疗效自然不一样。”他说,“可见,临床实践已一再提出要求,我们需要更精确的治疗方法。”

精准医疗进行时

本次论坛的主题是“精准医学与肿瘤治疗”。今年年初,精准医学正式纳入“十三五”规划纲要,到2030年前,我国将在精准医疗领域投入600亿元。

所谓精准医学,就是根据患者的临床信息和人群队列信息,应用现代遗传技术、分子影像技术、生物信息技术等,结合患者的生活环境和方式,实现精准化、个性化的分类诊断和预防治疗。

“正当其时”,这是詹启敏对我国大力发展精准医学的局势判断。这不仅是因为生物学、医学和大数据研究的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撑,也因为发展精准医学,是我国占领国际医学研究制高点的宝贵历史机遇。

面对建设医学强国的愿景,目前的我国,却只能算是一个疾病防治大国,处境相对被动。

在发达国家,肿瘤的早期诊断率在50%以上,北欧国家能达到70%,而在中国,这个数字只有14.7%。我国的大部分肿瘤患者,在就诊时就已进入中晚期。随之而来的,不仅是更高的癌症死亡率,也有医疗系统和医疗资源的巨大负担。

精准医学的意义便由此凸显。还是以肿瘤诊断治疗为例,如果能实现早期诊断,治疗成本将是中晚期患者的1/8,终末期病人的1/100。因为基因和蛋白的改变,远远发生在临床病理出现之前,因此以基因测序和分子病理学为抓手的精准医疗,将是提升肿瘤早期诊断的必由之路。

不仅如此,在一项新近开展的实验中,有20%的乳腺癌病人,仅用两种几百块钱的药物——环磷酰胺和表阿霉素,就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而对这两种药物敏感的患者,就可以通过精准医学的技术来筛选。

“我们倾向于认为,对大多数患者而言,都有适合他们个性和症状的廉价药物。”詹启敏说。精准医疗,正是为每一位患者寻找打开重症铁锁的“钥匙”。

从这些意义上来看,尽管精准医疗前期投入巨大,但从长远的角度,终将降低整个社会的经济和资源负担。

得样本者得“天下”

在精准医学的时代,需要大规模的样本支撑。会上,多位专家不约而同地提到了这一要务。

詹启敏说:“谁拥有样本资源,谁就拥有医学研究的主动权,占据医学竞争的制高点。”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院长季加孚对这一点感慨颇深。自2000年回国后,他便投入了北大肿瘤医院生物样本库的建立工作。为适应研究需要,肿瘤样本的要求非常严格,不仅对肿瘤的类型、大小、成分、保存条件有要求,还要有完整真实的临床资料。

这些近乎苛刻的条条框框,对全世界的研究人员来说,都是巨大的挑战。

美国的重大科研项目——癌症基因组图谱(TCGA)计划便是一例。截至今年2月底,这项计划已经在高水平期刊上发表了33篇论文,涉及20多个肿瘤类型,其中多项研究的样本数超过了500例。即便如此,负责协调TCGA样本来源的生物库研究办公室主任卡罗琳•康普顿也曾抱怨,在项目开展初期,他们只有4到6家合作单位,而样本的失败率则达到了惊人的99%。

除了样本这样的“硬件”外,临床资料是保证硬件能够发挥作用的重要“软件”。一句医生间流传的调侃,点明了其中的利害关系:“如果病历是一堆烂纸,那么样本就成了一堆烂肉。”

季加孚格外强调临床资料的完整性、真实性和标准化。“在各种场合下,我常跟科室的管理者和年轻的医生朋友们讲,一定要留下真实的病例记录。这对精准医疗的发展乃至我国整体医学水平的提升,真的太重要了。”同时他也指出,我们国家地域广、医院多,规范化的实现无疑任重道远。

此外,医院之间的资源共享,包括生物标本和临床信息的交流和共享,也是诸多专家热议的命题。

“过去的合作,主要是以临床研究为基础。未来的合作,则会是以临床数据、生物数据为基础的大规模、可持续合作。”季加孚说,“我们国家能不能形成知识共享的联盟格局,关乎精准医学发展的成败。”

不能只是看上去很美

精准医学,只是看上去很美吗?会上,中源协和细胞基因工程有限公司董事吴明远抛出了这个问题。

“从精准医学计划提出之时,我最头疼的,就是商业模式。”他坦言。精准医学的个性化治疗要求,使得整个产业的成本门槛提高了不止一倍。

要精准,必须有“个性化”的治疗手段,而要盈利、要可持续发展,就必须解决“规模化”的问题。

如何在这两者之间取得一个平衡点?是企业必须迎接的挑战。

据吴明远介绍,近五年来的资本推动,足足使十年间的精准医学技术全部孵化;而三年来的国内外政策,也推进了整个产业的快速发展。但是至少在目前,精准医学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特别是我国与欧美国家的差距,仍然明显。

以干细胞产业为例,吴明远剖析了国内外产业模式和发展状况的对比。“当前,国外已经有10种药物或产品获得批准。相比之下,我国还没有实现零的突破。”他介绍道。

在海外已经形成完整产业链的当下,我国在干细胞领域的工作还集中在上游存储阶段,中游研发和下游应用则相对较少;相关承担机构主要是医院,基本没有纯技术研发公司,投资公司大多没有上市;而相关审批机制也尚不明确。

然而,大家都明白,要想把精准医学发展起来,“产学研政”,那是一个都不能少的。

吴明远对此提出了数点建议。他认为,产学研结合的结构一定要告别粗放、走向精准。“所谓粗放,就是我有一个课题,给你一笔钱,帮我孵化,孵化完再发几篇论文。但是这有什么意义呢?”他说,“精准的产学研结合,是提供一个平台,诞生新技术、形成新模式,这才是真正能让大家共赢,能够良性发展的道路。”

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中国科学院院士、神经外科医学专家赵继宗强调:“相关医药产业不进来是不行的。”有报道,国际上新药研究开发费用占处方药销售收入比重均在16%以上,其中默沙东高达27.64%。我国医药工业研发经费占营收最高达9.05%,多家药企研发费用投入占比不足1%。“这其中既有体制的问题,也有企业家视野的问题。”他说。

赵继宗建议,在科研体制上,建立囊括精准医学全过程、全链条的大型研究中心,为科研人员、临床医生、技术支持者和企业提供交叉合作的平台;而企业,也应当具备全球视野,把握精准医学快速发展的时机,凭借先进的技术和产品抢占国际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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