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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一公: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鼓励科学家创业!

2017/03/04 来源:和君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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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呢?是鼓励科学家创办企业。不是说金融不能创新,但当这个国家所有的精英都想往金融上转的时候,我认为这个国家出了大问题。


在国内,我觉得自己是个批判者,因为我很难容忍我们自己不居安思危。我们对国家的科技实力和现状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怎么发展,怎么办也要有清醒的认识,并形成一定的共识,而不是仅仅停留在争论来争论去的层面。

首先我想讲,大学是核心。中国的大学很有意思,比如我所在的清华大学,学生从入学开始,就要接受“就业引导教育”。堂堂清华大学,都要引导学生去就业,都让学生脑子里时时刻刻有一根弦叫就业,我觉得非常不可思议。

我想讲的第一个观点就是,研究型大学从来不以就业为导向,从来不该在大学里谈就业。就业只是一个出口,大学办好了自然会就业,怎么能以就业为目的来办大学。

就业是一个经济问题,中国经济达到一定程度就会提供多少就业,跟大学没有直接关系。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就是培养人才的地方,是培养国家栋梁和国家领袖的地方。

让学生进去后就想就业,会造成什么结果呢?就是大家拼命往挣钱多的领域去钻。

清华70%至80%的高考状元去哪儿了?去了经济管理学院。连我最好的学生,我最想培养的学生都告诉我说,老板我想去金融公司。

不是说金融不能创新,但当这个国家所有的精英都想往金融上转的时候,我认为这个国家出了大问题。

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呢?是鼓励科学家创办企业。大家没听错,今年在人大会议我听到这个话后觉得心情很沉重。术业有专攻,我只懂我的基础研究,懂一点教育,你让我去做经营管理,办公司、当总裁,这是把我的才华和智慧用到了错误的地方。

人不可能一边做大学教授,一边做公司的管理人员,一边还要管金融。我们从领导到学校,从中央到地方,在鼓励科技人员创办企业,这是不对的。

我们应该鼓励科技人员把成果和专利转让给企业,他们可以以咨询的方式、科学顾问的方式参与,但让他们自己出来做企业就本末倒置了。我想这个观点是有很多争议的,但是我笃信无疑。

我可以举个例子,JosephGoldstein,因为发现了调控血液和细胞内胆固醇代谢的LDL受体,获得1985年的诺贝尔奖获。他是美国很多大企业的幕后控制者,包括辉瑞,现在非常富有,应该说是最强调转化的一个人。他两年之前在《科学》周刊上写了一篇文章,抨击特别强调转化。

他说转化是来自于基础研究,当没有强大的基础研究的时候,如何能转化。他说,当他意识到基础研究有多么重要的时候,他就只是去做基础研究,转化是水到渠成的,当研究成果有了,自然转化是非常快的,不需要拔苗助长。

他列举了他在美国国家健康研究中心,九位学医的学生做基础研究从而改变了美国医疗制药史的过程,很有意思。

创新人才的培养,也跟我们的文化氛围有关。我问大家一句,你们认为我们的文化鼓励创新吗?我觉得不鼓励,我们的文化鼓励枪打出头鸟,当有人在出头的时候,比如像我这样,特别是有人在攻击我的时候,我觉得很多人在看笑话。当一个人想创新的时候,同样有这个问题。

什么是创新,创新就是做少数,就是有争议。科学跟民主是两个概念,科学从来不看少数服从多数,在科学上的创新是需要勇气的。

三年前,我获得以色列一个奖后应邀去以色列大使馆参加庆祝酒会,期间大使先生跟我大谈以色列人如何重视教育,我也跟他谈中国人也是如何的重视教育。他笑咪咪的看着我说,你们的教育方式跟我们不一样。

他给我举了原以色列总理ShimonPeres的例子,说他小学的时候,每天回家他的以色列母亲只问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今天你在学校有没有问出一个问题老师回答不上来,第二个你今天有没有做一件事情让老师和同学们觉得印象深刻。

我听了以后叹了口气,说我不得不承认,我的两个孩子每天回来,我的第一句话就是问:今天有没有听老师的话?

我想我今天的意图已经达到了,但我想说我并不是悲观,其实我很乐观,我每天都在鼓励自己,我们的国家很有前途,尤其是过去两年,我真切的看到希望。在这样的大潮中,我们每一个人做好一件事就够了,实事求是的讲出自己的观点,在自己的领域内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我们的贡献。

这样,我们的国家就会大有前途。

我出生在河南郑州,但成长在河南驻马店。为什么我要特别提驻马店呢?因为这个地方特别具有代表性。驻马店相对于河南,就像河南相当于中国,就像中国相对于世界。从地理,从经济,从科技,从文化,都是这样。我恰好是在开始有记忆、对社会有感触的时候成长在驻马店。

我在驻马店汝南县的一个小村庄──小郭庄──生活了三年多,然后在驻马店又生活了整整八年。我在驻马店度过了十一个春秋,这里有我人生中最亲切、最难忘的一段经历。虽然那里的生活一直很清苦,但心里一直很满足、很快乐。

我在驻马店小学升初中的时候,当时的小学常识老师对我说了一句话:施一公啊,你长大了一定得给咱驻马店人争光!大家可能想不到,这句很简单的话我刻骨铭心记忆至今。从那以后,每次得到任何荣誉,我都会在心里觉得是在为驻马店人争光。

今天,我同样想说:老师您好!我还在为咱驻马店争光。我中学去了郑州,大学到了清华大学。我常常很想家、也很想驻马店的父老乡亲,止不住地想:我的父老乡亲在过什么样的生活?过什么样的日子?

1987年的一件事对我冲击非常大,把我的生活和世界观几乎全部打乱了。在此之前,虽然我受到了传统教育,虽然我的父亲告诉我要做一个科学家、工程师,其实我心里并不知道自己将来想干什么、能干什么。

1987年9月21日,我的父亲被疲劳驾驶的出租车在自行车道上撞倒,当司机把我父亲送到河南省人民医院的时候,他还在昏迷中,心跳每分钟62次,血压130/80。但是他在医院的急救室里躺了整整四个半小时,没有得到任何施救,因为医院说,需要先交钱,再救人。

待肇事司机筹了500块钱回来的时候,我父亲已经没有血压,也没有心跳了,没有得到任何救治地死在了医院的急救室。这件事对我影响极大,直到现在,夜深人静时我还是抑制不住对父亲的思念。

这件事让我对社会的看法产生了根本的变化,我曾经怨恨过,曾经想报复这家医院和见死不救的那位急救室当值医生:为什么不救我父亲?!

但是后来想通了,我真的想通了:中国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人,不知道有多少人、多少家庭在经历着像我父亲一样的悲剧。如果我真有抱负、真有担当,那就应该去改变社会、让这样的悲剧不再发生、让更多的人过上好日子。

直到父亲去世,我一直非常幸运。从小学就接受了很体面的教育,中学、大学更是如此,大家都很关照我;我不缺吃,不缺穿。我缺啥呢?我觉得我缺回报。父亲去世后,我真的开始懂事了,我发誓要照顾我的母亲,回报从小到大爱护、关心我的老师和父老乡亲。

我们缺什么?我们缺这份对社会的责任感,我们缺这份回报父老乡亲的行动。

在清华大学,我每次给生命科学学院的新生做入学教育的时候,我都告诉他们:你千万不要忘了,你来到清华,你不止代表自己,不止代表你个人,你也同时代表一个村,一个县,一个地区,一群人,一个民族。你千万不要忘了,你肩上承担了这份责任。

我真的希望,不管是我自己,我的学生,还是我的同道,我们每个人真的要承担一点社会责任,为那些不像我们一样幸运的人们和乡亲尽一点义务。这是我除了对科学本身兴趣之外的所有动力,也是我今后往前走最重要的一点支撑。谢谢大家!

美国一直引以为傲的是拥有强大且众多的高科技人才。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出于国家利益和战时需求,美国依靠以“阿尔索斯”命名的美军侦察部队,通过强制和非强制手段,把战败国德国、意大利的几千名科学家工程师带到了美国,迅速集聚了急需的原子物理学、核物理学、化学和数学等军工领域的专家。这些人才对美国二战后的快速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如今,中国的科技虽然取得了重大发展,与美国却依然有不小差距。当务之急是要解决顶级科技人才问题。要向美国学习,吸收全球顶尖人才。

施一公其人

施一公,1967年出生在河南郑州小郭庄。1984年毕业于河南省实验中学,并获全国高中数学联赛一等奖(河南省第一名),保送至清华大学生物科学与技术系。施一公成为清华大学生物系复系后的首届本科生。

1995年获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分子生物物理博士学位,随后在美国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进行博士后研究。他成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建系以来最年轻的终身教授。

2008年,美国著名的马里兰州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向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家、美藉华人施一公颁发了1000万美元的科研资助。

加入美国国藉、在美国居住18年之久的施一公,宣布放弃在美国拥有的一切,返回中国继续进行科学研究。为此,他回绝了千万美元的研究经费,辞去了普林斯顿大学的职务。

施一公回国后,任职北京清华大学生命科学与医学研究院副院长。现在,他已成为了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清华大学副校长。

施一公的主要论著,包括这些年来总共发表了167篇重量级论文,而其中发表在《Nature》、《Science》、《Cell》、《PNAS》和《Nature子刊》等全球最顶尖期刊上的顶尖论文就高达7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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