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届中国药物基因组学学术大会暨_首届中国个体化用药—精准医学科学产业联盟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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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诺奖得主对话:未来我们的身体就是“医药工厂”

2016/11/03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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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10月29日下午,作为出席首届健康江苏全媒体大讲堂的嘉宾,今年66岁的詹姆斯·罗斯曼先生手握咖啡,接受本报记者的专访。在罗斯曼眼里,似乎什么都可以和基因有关联。比如,采访间隙他注意到记者的手机壳图案是仿梵高油画“星空”,他由此联想到艺术家梵高和他从商的哥哥的基因差异。


因“揭示了细胞运输的精确控制机制”,耶鲁大学细胞生物学系主任、生物医学教授詹姆斯·罗斯曼与兰迪·谢克曼,以及托马斯·聚德霍共同获得了2013年度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10月29日下午,作为出席首届健康江苏全媒体大讲堂的嘉宾,今年66岁的詹姆斯·罗斯曼先生手握咖啡,接受本报记者的专访。在罗斯曼眼里,似乎什么都可以和基因有关联。比如,采访间隙他注意到记者的手机壳图案是仿梵高油画“星空”,他由此联想到艺术家梵高和他从商的哥哥的基因差异。

早期曾被嘲笑“疯”,获奖瞬间有点“懵”

记者:据说2013年当您得知自己获诺奖,非常震惊,要求先给自己10分钟洗澡镇定一下,再接受媒体的采访,这个细节是真的吗?

罗斯曼:哈哈,是真的。斯德哥尔摩宣布后两分钟,就有记者给我打电话要采访我。而当时,正是我所在美国地区凌晨,我在睡梦中被得奖通知电话吵醒,瞬间有点“懵”,我就说“等我先洗个澡平复一下情绪”。不过很快我就平复了——我的研究揭示了细胞内部复杂而又被精确调控的“物流运输系统”,说实话,我早该得了,我终于得了!嗯,很快我的好心情,可以用细胞准确传递荷尔蒙和酶来解释——我的脑中受刺激产生内啡肽和多巴胺!

记者:研究过程漫长,而且头几年,您被同事嘲笑是“疯子”,还曾因为研究时遇到瓶颈而失去经费资助。那时候您有没有想过,也许,这个研究真是个死胡同?

罗斯曼:没有,从来没有,我一直很有信心,无论在实验哪个阶段,我都坚信方向正确。如果我在乎别人怎么想,让他们的意见左右我,那我就寸步难行了。但是应该承认,上世纪早期开始的研究,是受了政府愿意冒险给年轻科学家出资做研究的扶持。

记者:研究动力是什么?

罗斯曼:对科学的好奇心,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可,对科学的热爱,觉得对人类有用。

记者:这3年您学术研究有哪些进展?

罗斯曼:工作,也许和你做的事情差不多,哈哈。我在耶鲁大学的实验室很忙。我目前研究的最新重点,是在脑部细胞囊泡的传递神经交流机制,就是囊泡中涵盖的神经质,如何很短时间在神经元末端进行释放然后传递信息!我们进一步研究发现,太神奇了,要是这个过程慢了一点,那么思考也会随之放慢。也就是说,如果这样的传递神经元交流机制越来越慢,那么这个本来相对较“笨”的种族会更笨。就像电脑一样,有的电脑运行速度慢,它运行越慢,就越缺乏能力。

记者:这对提高人类生存质量有何帮助?

罗斯曼:有帮助。比如,现在所有治疗抑郁症的方法,要么针对细胞囊泡、要么针对神经元进行干预、要么针对神经质进行干预,但是没有对这个传递机制进行干预。如果研究有突破,未来会对人的神经元交流机制产生触动。但是我要强调的是,基础科学并不直接将成果转换为药物,但它是提供人们去解码疾病的一种语言,这是了解和治愈疾病的原理和基础。

我们有了锁,再去做一把开锁的钥匙

记者:您断言,现在正处在细胞生物学的黄金时代,而且是中段位置,为何如此判断?

罗斯曼:是的,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我们正处在细胞生物学的黄金时代——用活细胞作为主导药物来治疗癌症等慢性疾病。

如今,我们知道了癌症由基因导致。我们有锁了,再去做一把钥匙把锁打开。我们尽可能发现很多的靶点,我们没法制造所有的癌症药,我们能做的就是对各种基因进行新的研究,然后尽可能去了解哪些疾病是由哪些基因导致。现在有几千个基因药物的靶点已经发明出来了。

201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日本分子生物学家大隅良典,以表彰他在发现并阐明细胞自噬机制方面所取得的杰出成就。这一成就非常重要,未来我们也许就可以更好控制神经细胞退化。在未来,很可能我们身体就变成了“医药工厂”。

记者:身体如何成为“医药工厂”?

罗斯曼:我们的细胞会在我们身体内进行基因的重组,然后在我们体内生产药品,我们的身体自己变成了药品的生产工厂。

此外,基因编辑技术,让人们有能力对活细胞中任何基因进行修改。虽然基因编辑技术现在的精准度只能达到20%、30%,但是这个技术一旦出现新的突破,精准度会出现飞速的增长。我觉得在几年之后,我们也许自己就可以把身体细胞取出来进行自我的修改,届时,我们也许可以从得病的病人身上把疾病细胞移植出来,然后进行修改,经过促进形成胚胎干细胞,胚胎干细胞再形成新的细胞,再植入病人的体内。

“预防疾病”,解医学伦理之惑

记者:恶性肿瘤、痴呆症等老年慢性病的发病率不断上升,这对全世界所有国家来说都是非常重大的挑战,既是医学挑战也是经济挑战。

罗斯曼:没错。我们能不能真正克服癌症?很难。但是能不能逐渐得到进展?可以。像肝癌,现在已经有非常大的生存率增长,没法完全根治疾病,但是可以把疾病很好地控制在低的发病率中,就会带来非常大的经济效益。从某种意义上说:你活得更久,你交的钱也更多。

在美国,大概有30%的家庭收入用于医疗卫生,这是非常重的负担。根据预测,这一比例还将增加。在中国,医疗卫生支出也在持续增长,在美国大概是20%的GDP用于医疗卫生,中国目前大概是5%到6%左右,到15年以后会接近美国的水平,面临同样严峻的挑战。

所以,对全球来说,预防疾病和医疗保健,将是回答医学伦理困惑的解药。医疗保健的未来需要新的能产生更好的治疗效果和更低的费用的治疗方法,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只有新的科学技术叠加有力的医疗保健系统,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细胞生物学黄金时代,研究成果也将从根本上改变制药公司、医院和政府的商业模式。

一个访客的建议:基础科研还需多些耐心

记者:你常说,到中国,你只是一个访客。作为访客,对中国的科研有何建议?

罗斯曼:科研尤其是基础科学需要漫长的耐心。在美国,目前基础科学面临巨大的挑战,科研文化受到很大的挑战,因为这种文化也在不断地变化,资金的支持也在不断地倒向短期性、针对性很强的一些项目。

作为访客,我能看到中国正在迅速发展。目前,中国跟美国从事科研的投入,差不太多。但我认为中国目前不少奖励体制可能是比较短期的,所带来的成果也是非常有限的,而很多科研计划需要5年甚至10年,这样的一种奖励体系可能会抑制真正创新的研究。对我个人而言,我花了几十年才获得诺贝尔奖。如果中国要持续产生出重大的科研成果,科研工作者们还需要多些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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