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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独家专访 | 第一位任中国高校领导的诺奖得主

2016/08/08 来源:知识分子/邓子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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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阿龙与中国也渊源不浅,2011年出任南京大学化学与生物医药科学研究所所长,2015年出任正在筹办的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常务副校长。2016年1月,我们和阿龙就他的科研之路、现在的研究、筹建中的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等话题聊了聊。


►Aaron Ciechanover 图片来源:widipedia

撰文 | 邓子卿

责编 | 陈晓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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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龙•切哈诺沃(Aaron Ciechanover)博士(以下称为阿龙),以色列生物学家,因发现泛素(ubiquitin)调控的蛋白质降解过程,与以色列科学家阿夫拉姆•赫什科(Avram Hershko)和美国科学家欧文•罗斯(Irwin Rose)共同获得2004年诺贝尔化学奖。


►三人共获2004年诺贝尔化学奖。来源:The Nobel Foundation

泛素的功能得从蛋白质说起。细胞合成各种蛋白质来维持生理机能,而当合成过程出错,或者蛋白质完成了特定工作,细胞就需要降解这些蛋白质。细胞内蛋白质降解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在溶酶体中水解,这种方式没有什么特异性,溶酶体不管进来的是什么蛋白质,只管将其降解;另一种则是泛素调控的蛋白质降解系统,是由阿龙•切哈诺沃等人发现的。泛素是种很小的蛋白质,本身并不能降解蛋白质,但其功能却可谓“生杀予夺“, 因为它的作用就是标记哪些蛋白质需要被降解,被泛素标记的蛋白质就会被蛋白酶降解。有了泛素这个工具,细胞就能精确调控什么蛋白质在什么时间需要被降解,从而有序的调控细胞内的各种生理活动。

阿龙是第一批获得科学类诺贝尔奖的以色列人之一,他的人生经历颇为精彩。阿龙1947年生于海法(Haifa)(目前为以色列北部港口城市),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Hebrew University)取得理学学士(1965-1970)以及医学博士学位(1970-1973)并取得医生从业执照。在以色列国防军服役了三年(1973-1976)之后,他决定踏上科学研究的道路,进入以色列理工学院(Technion)攻读生物化学的博士学位,并于1981年获得博士学位。在麻省理工学院(MIT)做了三年博士后(1981-1984),1984年回到以色列理工学院任教职至今。2004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

阿龙与中国也渊源不浅,2011年出任南京大学化学与生物医药科学研究所所长,2015年出任正在筹办的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常务副校长。

2016年1月,我们和阿龙就他的科研之路、现在的研究、筹建中的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等话题聊了聊。以下为对话内容(Q代表知识分子,A代表阿龙•切哈诺沃):

面临人生选择,不妨试试小路

Q: 诺贝尔奖官网上您的个人简介里面提到,您年轻的时间也有职业选择的困惑。您本科读的是医学,因为当时考虑到医生的职业前景更为明朗,并且拿到了医生执照。但这之后您还是决定回学校继续读博,选择了科研这个前景相对并不是那么清晰的职业。看上去是个很难的抉择,能分享下您的想法吗?

A: 嗯,我算是跟随了自己的内心吧。我也建议每个人都这么做,做自己热爱的事情,而且要勇于冒险,人生就是一次探险。不要选择那些清晰的路线,不惧风险,富有探险精神,这样才能成就一些激动人心的事业。如果你选择走通途大道,那就会错过小村庄,也会错过各式各样的人。所以不要去走通途大道,要去试试小路。人生也是如此,想领悟人生的真谛,想有激动人心的发现,就得有探险精神。这样做也许不是任何时候时候都是最好的,但它的确有用,很多人也证明了这点。

Q: 我提出上一个问题,其实也是因为现在的学生也有同样的职业选择的困惑。以博士群体为例,越来越多的博士毕业,但是大学里的教职却没有那么多,不少博士最后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科研训练,从事其他一些不太相关的职业。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呢?

A: 是的,你说的对。这个情况在美国更严重些,其他地方也有。我觉得很可惜,博士花了这么多时间和精力在个人教育上,最后却得不到体面的工作。我们也许培养了过多的博士,超过了我们的需求。但是,另一方面,博士也可以考虑做其他的事情,博士只是一种教育,没必要都进大学(做教职),也可以去工业界。现在生物技术和高科技行业都在蓬勃发现,他们也可以考虑去这些地方。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博士,不过未来未必会如此。因为越来越少的学生选择做科学研究,倒不是因为害怕风险,很多学生只是想做一些更为简单的工作。有的学生甚至在高中时期就决定要去做律师,会计师了。我觉得我们还是有必要教育更多的学生去学习科学,还有医学研究,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都很看好医学研究的前景。(对博士而言)进大学就职并不是唯一选择,他们也可以去做教师,去工业界,去医学行业,去做其他需要科学背景的工作。社会仍然需要他们,很多国家仍然缺少足够的医生。科学研究也需要更国际化一点,很多国家,在南美或者东南亚,甚至没有科学研究。不是每个国家都像中国这样,投入大量的财力在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上。所以我相信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博士们会有更多的就业机会。现在的博士可能过多了一些,但我们要想的更远一些,更国际化一些,想想科研还能做些什么,不要只局限于大学的教职。

Q: 你在麻省理工学院完成博士后训练之后,本来有机会留在科研设施环境相对更好的美国继续自己的研究,但你却选择直接回到自己的祖国以色列,当时是怎么考虑的?

A: 这是个很个人的决定。美国的科研可能是世界上最好的,留在美国当然好。但是我决定回国是因为我喜欢我的祖国,喜欢这里的语言、食物和音乐,也希望能和我的家庭在一起。另外,以色列很小,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们只有800万人口,可能只有上海的四分之一(注: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上海常住人口约为2300万)。我们一个国家的人口,差不多是中国一个城市的四分之一 (笑)。所以我觉得我以后如果事业有成,在小地方更能发挥自己的影响力,比如在我们国家。美国太大了,那里有太多像我一样的人(笑),太多优秀的科学家。所以如果我想更好地影响下一代年轻人,去引导学生们,回以色列是个更好的选择。基于这些原因吧,我选择了回国,老实说,我从未后悔过。

获得诺奖之后

Q: 您获得诺贝尔奖已经12年了,获奖后有没有什么比较大的变化?

A: 基本上还是在做科学家的工作。相对而言,我获奖的时候还算比较年轻,那个时候就决定继续做科学家,希望有个大的实验室,希望能做出好的研究,有趣的研究。不过得奖之后也变得更加忙了,去各地访问,给小孩和学生上课,希望提高公众对科技的重视。我也来过中国很多次,还记得中国科学院。(获奖之后)做了一些可以说是公众教育的事情吧,不过我的主要兴趣和工作的重心仍然是科研。

Q: 这些公众活动会不会影响您的科研呢?比如说占用太多时间?

A: 我的研究仍在继续,获奖并不会影响科研。影响科研的决定性因素只有智力,或者说做出好研究的能力,和获奖没什么关系。获奖也许会占用你的时间,但不至于让你没有时间。

Q: 获奖有没有给您带来更多的合作或者资源呢?

A: 怎么说呢,我觉得科研本身就需要合作,我们不可能一个人完成所有工作。即便是我们获得诺奖的研究,部分工作也是和美国的科学家们一起完成的。对科学研究而言,合作是很自然而然的。我觉得合作是件很美妙的事情,大家在一起合作是为了某些共同的兴趣,不在意对方是男是女,不论宗教信仰,不论来自哪里,中国,日本或者美国,都没关系。我们在一起合作是因为我们都是科学家,我们都想拓展现有的知识,这就是科学之美。

Q: 您获得诺奖是因为您关于泛素的研究,这方面可查的资料比较多,大家可能比较熟悉,您近年来有没有什么其他新的研究?

A: 其实还是在研究泛素,这是一个很大的系统。

Q: 网上有不少您最近的演讲是关于癌症治疗和个人医疗的,您有在做这方面的研究吗?

A: 是讲了不少,不过这些其实不算是科研工作,更像是我自己的一种爱好吧,因为我也是一名医生。科学和医学都在向个人医疗方向发展,这得益于人类基因组计划。我们对个人生物信息的采集能力今非昔比,基因组、蛋白组、转录组、代谢组这些大数据使我们能更好地了解疾病的产生机制。这些和我的实验室研究没什么联系,更多的是因为我自己的理念(Philosophy,或译为人生哲学),关于科学和医学的理念。这也是为什么我最近的演讲多是和个人医疗相关。

Q: 您从事科研工作已经超过四十年了,有过很多重大的发现,现在还有没有什么特别想解决的科学难题?

A: 刚才也说过了,我仍然还在研究泛素系统,这里面还有不少问题有待回答。不过我觉得科学上还有很多没有解决的重大问题,比如人的大脑。大脑是如何工作的?脑部疾病是怎么发生的?我们应该如何应对?类似地还有很多重大的科学问题有待我们去解决,这些问题都很重要,关乎人类的福祉。当然也不只是机理方面的问题,也有很多实践方面的难题。就我个人而言呢,我比较喜欢专注。每个人都应该专注一个领域,然后对这个领域做出自己的贡献。如果你分散精力,今天做这个,明天做那个,就很难深入。想要深入,就得专注。所以呢,我的一生都在研究泛素,即便如此我也才了解了这个系统的一小部分。泛素的相关蛋白有两千多个,占人类基因组的8%左右,这是个很大的系统。它令我着迷。

从以色列到汕头当大学校长

Q: 来聊聊中国吧。您有和中国的科学家合作过吗?

A: 还没有合作过,不过希望将来能有合作。我开始对你们国家越来越了解了,我很快就会去汕头的一个比较小的大学了(注:即汕头大学与以色列理工学院合作创办的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我希望加强中国科学家和以色列科学家之间的交流。

Q: 听说您会出任这所新大学的首任常务副校长(Vice Chancellor),是吗?

A: 是的。

Q: 作为学校的领导者,您对这所大学的愿景是什么?

A: 这是个很小的大学,由李嘉诚基金会资助筹办,因为汕头是他(李嘉诚)的故乡。我觉得这件事很有挑战,在稍微有些偏远的地区办大学传授知识,促进两个国家建立更多的联系。汕头,以色列,李嘉诚基金会组成了一个三角形。我觉得这个三角形很不错,展示了金融如何帮助发展科学和技术,促进国家间的交流。我很喜欢这个挑战。这个大学能否成功,还需拭目以待。没人能确保成功,但你总是竭尽所能希望自己能做到最好。

Q: 作为常务副校长,您的具体工作有哪些?

A: (常务副校长)有很多职责,但如果你要问最重要的是什么,我觉得是招募优秀的教职人员。

Q: 成为常务副校长之后,您会长期待在中国吗?

A: 两边(中国和以色列)都会待。我们现在还没开始教学,所以我在以色列也可以招募教职,现在是互联网时代嘛。如果学校开始教学了,我会在中国待更多时间。现在暂时会以以色列为主,因为我还有实验室和学生在这边。随着学校慢慢发展起来,我就会更加频繁的去那边了。现阶段学校才刚刚起步,我们还在做宣传,在招募教职。学校里已经有人在工作了,我去过几次,将来还会去很多次。对了,我们和汕头大学也有合作。总的来说,是件激动人心的事情。好的大学需要时间来见证,我们还有很多路要走。现在我的很多工作在网上也能完成,等到开始正常教学之后,学生如果想见我,想和我交流,我就会更多出现在学校。

Q: 这所新大学有没有什么侧重的领域?

A: 工程和科学,专注在技术方面,不会发展成综合性大学。

Q: 是以研究为主的大学吗?

A: 是的,绝对的研究型大学,我们挑选的教职的唯一标准就是卓越的研究能力。

研究的重要性不是高影响因子

Q: 刚才您提到了加强两个国家之间的联系,而以色列也以其创新能力闻名,被媒体称为“创新巨人“。近年来,以色列的创业公司数量和质量都名列世界前茅。在您看来,以色列在创新方面这么成功的原因是什么?

A: 与其说是以色列的成功,不如说是犹太人的成功吧。犹太人曾经没有自己的国土(注:以色列1948年建国),没有应有的人权,他们唯一能够仰仗的就只有自己的头脑。所以犹太人发展出了一套,怎么说呢,算是“学术的艺术“吧,很多犹太人都成为了学者。犹太人回到以色列之后,把这种精神也带回来了。犹太人热爱学习,喜欢问问题,敢于挑战权威,不轻信道听途说,富有质疑精神,这些都成为了犹太人的传统。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环境决定的,相比世界其他地方,我们所生活的环境并不是那么好。以色列和周边国家关系并不好,要生存下来就需要发展的比周边国家更好,这对我们来说有很大的鞭策作用,激励我们不停向前。总的来说,就是因为犹太人的传统加上以色列的地缘因素吧。

Q: 在科研和创新方面,能不能给中国提些建议呢?

A: 我觉得中国做的很好,比较二十年前,十年前,五年前的中国,你会发现中国发展的特别快。要看中国的科研发展目标是什么了,但是(做好科研)真的需要很深的科研文化。我每次遇到中国的(科研人员),他们总是在聊在《科学》或者《自然》期刊上发表论文,感觉这成了他们自己文化的一部分。重要的其实不是你的想法发表在哪里,而是你的想法是什么,这个想法是不是够深入,够严谨,讲了一个完整的故事。我们关于泛素研究最好的论文也是第一篇论文发表在BBRC (注:Biochemical and Biophysical Research Communications)。这个期刊影响因子很低,其实那个时候我们甚至都不知道影响因子是什么,多年之后这篇文章的重要性才被体现出来。如果你发表了重要的发现,别人会知道你的,我们现在可是生活在互联网时代。所以我觉得中国可以稍微改下关注点,从外在的期刊转向真正的内容。除此之外,我觉得中国政府(在科研和教育方面)做的很好,在大学,中学教育方面都投入了很多的资金。(中国)很重视教育,因为它明白教育是经济发展的引擎。所以,中国也可以改变点心态,不必总去和别的国家比较,中国说不定也可以成为世界领导者。中国产生了越来越多的优秀科研成果,高新技术和生物技术公司。我觉得这些都很振奋人心。中国和以色列的关系应该是合作,互相需要的关系。不是说我们来中国是来教你们的,我们更聪明或者更厉害,不是这样的,我们是来传授(经验)也是来向你们学习的。所以,这是两个国家之间的共同合作,促进双边的科研发展。

Q: 这次的采访的问题就是这些了,非常感谢您抽空接受我们的采访!

A: 好的,非常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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