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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青:上海有望形成生物医药集群

2014/09/28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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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近日,药明康德首席运营官杨青博士接受澎湃新闻网表示上海有望形成生物医药集群的创新观,并认为一个健全、有活力的生物科技创新生态系统需要有五个要素:第一,结构丰富互补;第二,价值链要完整开放;第三,人才要多样。第四,资金充足,并能承担风险;第五,政策稳定透明。


杨青的创新观

一个健全、有活力的生物科技创新生态系统需要有五个要素:

第一,结构丰富互补。

第二,价值链要完整开放。

第三,人才要多样,相互关联。

第四,资金充足,并能承担风险。

第五,政策稳定透明。

9月12日,澎湃记者在药明康德专访了该公司首席运营官杨青博士,他曾出任过阿斯利康全球研发副总裁、亚太及新兴市场总裁,辉瑞亚洲研发总裁。

杨青留着一圈修剪整齐的络腮胡须,爱笑着说话,当和记者聊到上海生物医药的生态环境时,他兴奋地离开座位,打开在办公桌上的个人电脑,放他的幻灯片。

杨青在硅谷完成学业,同时也获得了生物科技风险投资的训练,而后在两大药企巨头(辉瑞、阿斯利康)负责亚太研发时,跑遍了各个有生物医药创新实力的新经济体。不久前他和前同事在《自然》撰文,分析了新经济体在生物医药创新上的实力对比,以及生物医药创新生态的思考。

上海要看未来的创新

澎湃新闻:如何看上海的生物医药前景?

杨青:我认为围绕上海有机会形成一个生物医药科技创新的产业集群。以上海为中心,辐射连接长三角周边的城市和区域(比如苏州、无锡、杭州,南京等地),促进生物医药科技产业和大健康产业的发展。

澎湃新闻:但是很多人对上海医药还是有一点失落,很多企业都跑到外面去了。

杨青:我觉得上海要看未来的创新,看到创新生态系统的形成和发展——现在上海已经有多家跨国药企的研发中心,还有在生物医药研究领域实力雄厚的大学和科研机构,比如复旦、上海交大、上海科技大学、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的各个研究所等等,可以说上海已经吸引了世界一流的专家和科研机构,包括上海的张江生物医药基地也吸引了很多创新型的生物医药科技创业公司聚集。

除此之外,上海在过去十多年里也形成了以药明康德公司为代表的研发外包服务产业链,这是中国乃至全球生物医药创新生态系统中的独特平台型资源。

所以说上海将来的机会是如何在特定的地域形成相关的产业集群。目前全球规模最大的生物产业创新集群,是美国波士顿、旧金山湾区和圣地亚哥;新兴国家生物科技生态系统还处于早期阶段,但是有很多的潜能!

澎湃新闻:具体说这个生态是什么样的?

杨青:我认为一个健全、有活力的生物科技创新生态系统需要有五个要素:

第一,结构丰富互补。必须有高等院校,有小公司,也要有大公司;有做研发的,外包服务的,也有做生产的。第二,价值链要完整开放。除了直接或间接与研发相关的组织,创新生态系统还需要一系列专业的服务。第三,人才要多样,相互关联。在技能上可以互补,然后这些人才之间要互相认识,互相信赖,这是一个很核心的因素。第四,资金充足,并能承担风险。第五,政策稳定透明。

上海在生物科技创新生态系统演进的早期阶段,目前面临着历史性机遇,有希望在过去十几年来孕育发展的基础上,形成一个生物医药创新的产业集群。

三百万公里的飞行里程

澎湃新闻:你们以后要大搞投资?

杨青:是的,药明康德已经设立了风险投资基金部门,并且我们的风险投资基金和世界上最知名的行业风险投资基金“同进同出”。当然跟巨头们相比,我们体量不算大,可以说我们不是一个财务投资者,我们重点关注的是飞速发展且具有尖端技术的创新型的小公司,看药明康德开放式、一体化的研发平台能否帮助他们更快实现创新价值。第二,我们有机会帮助这些公司的创新技术尽快进入中国市场。第三,通过我们可以接触到世界最好的生物科技公司和投资人。

澎湃新闻:你在投资方面的经验是怎么积累起来的?

杨青:我在复旦读的本科,然后转学到美国密西根理工大学学生物化学,在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获得博士学位——那里是美国生物科技的发源地,著名的生物技术公司基因泰克就是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一个教授和风投共同创立的,所以教授们都富有创业精神。我的五位论文指导教授几乎都有自己的生物科技公司,其中也有生物科技的投资家,所以我在研究生院不但受到了严格的科学训练,也受到了很多创业和投资方面的熏陶,让我了解生物科技创业是怎么一回事。

博士毕业后,我先是到美国一家战略管理咨询公司工作,然后加入了一家在硅谷的生物创业公司,并作为管理团队成员参与公司2000年3月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工作。这家公司的发展充满曲折,虽然我在公司只待了两年,但是学到了很多经验。公司1994年成立,以虚拟研发的方式做到三期临床,但三期临床受挫,公司不得不裁员重组。2002年更换管理团队后再度融资,开始新适应症的三期临床试验,结果又失败。2006年,公司第三次更换管理团队,并与另一家公司进行资产整合,将研发方向转为抗艾滋病。当一期临床试验发现候选化合物可能有别的靶标时,公司再度转向,针对痛风适应症展开研究。最终在2012年因二期临床试验数据出色,被阿斯利康公司以12.6亿美元收购。今年8月,阿斯利康宣布这个新药的三期临床试验获得成功!回过头来看,如果没有加州完善的创新生态系统的支持,包括有经验的投资人、创业者,以及科学家们的多次付出和各种研发资源的持续投入,这个公司可能早就夭折了。

我在2001年离开了这家公司,后来在两家跨国药企辉瑞和阿斯利康从事研发、对外合作、并购和战略管理方面的工作,陆续接触过很多、很出色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创业者和投资人,最近几年对各个新兴市场国家也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我的全球性的工作职责需要我频繁地在欧美、各大新兴市场和中国之间出差。自工作以来,我的累积飞行里程超过三百万公里,经常要倒时差,这对身体也是考验。当然,这也让我接触到了不同国家的科学家、创业者、投资人,以及不同的民族文化,积累了丰富的人生经历。

澎湃新闻:你们的人才储备如何?

杨青:公司人力资源部门的同事告诉我,药明康德是国内除了华为以外,资深海归科学家最多的公司。在生物科技行业,无论是从公司规模、研发能力,还是海归和本土科学家的数量而言,我们都是非常有优势的。

像我们的牟骅博士,他的博士生导师刚刚获得美国拉斯克医学奖(这一奖项是美国最具声望的生物医学奖项之一,被认为是诺贝尔奖的风向标)。比如药明康德的生物制药服务部门,我觉得称得上是国内最出色的生物制药部门——无论从它的规模、它的能力,还是它为监管机关所认可的各种资质——今年4月我们生物制药部门第一次为美国的临床实验提供了单克隆抗体药物ibalizumab,这是一个治疗艾滋病的崭新机理的抗体,我们提供全程的生产服务,这也是中国第一个进入美国临床研究且完全符合美国FDA标准的抗体,可以说标志着中国生物制药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英国《自然》杂志今年也发表了一篇文章,专门描述药明康德这方面的成就。

创新是与客户合作进行,这是商业模式的核心

澎湃新闻:在你的职业生涯中,参与哪些新药研发?

杨青:我在美国学习生活工作了17年,2006年回到上海,曾经在辉瑞制药公司和阿斯利康制药公司负责研发工作。我在前任公司阿斯利康负责亚洲及新兴市场的创新医药部门,主持发现了阿斯利康在中国的第一个创新临床前候选化合物。 这项工作是在药明康德支持下完成的,只花了二十个月时间。

另外像阿斯利康与和记黄埔医药合作开发的抗癌新药沃利替尼,在今年5月宣布了一期临床实验结果,目前已经进入全球二期临床。这是跨国药企在2001年12月第一次以许可证转让的方式引进一个由中国科学家、中国生物科技公司和记黄埔医药发现的新药。当时的首付是两千万美金,里程金是一亿两千万美金。

澎湃新闻:你们做新药、创新药已经水到渠成,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打算?

杨青:药明康德的商业模式是为客户服务,我们创立十多年来就是做强研发平台,服务全世界客户,以前主要是国外企业。去年我们成立了国内新药发现部门,由我们首席科学家陈曙辉博士领衔,为国内客户提供新药发现等一系列服务,通过和国内的同行交流,帮助他们发现和开发新药。

澎湃新闻:你们转型走创新,原来服务的那些客户会不会有其他想法?

杨青:实际上我们一直都在创新,只不过我们创新的直接受体是客户。药明康德的商业定位非常清楚,我们的创新是把这些最新的技术掌握,最新的平台搭建起来,满足客户的需求。而且现在资本市场又越来越成熟,与我们现在的商业模式有很好的互补作用,这样我们就可以与客户共同成长。

澎湃新闻:为小公司服务,创新方面的价值大吗?

杨青:药明康德曾经为美国一个很小的公司合成了一个抗丙肝的化合物,效果非常好,最后这家公司以110亿美元被收购。这个抗丙肝的新药可以根治丙肝,批准上市6个月时间里销售额超过60亿美元,可以说是全球医药行业有史以来最大的重磅炸弹级新药之一,它的合成是在药明康德完成的。

总而言之,我们所有的创新都是和客户合作进行的,这是我们商业模式的核心,也是整个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以阿里巴巴为例,它能够让千千万万创业者开店,但阿里巴巴自己并不开店;我们的商业模式也是让所有人通过我们的研发平台发挥他们的创造性,这个本身也是一个独特的贡献。我们对药明康德的定位是一个平台型的公司,是一个开放式、一体化的药物研发平台,小到一两个人,大到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制药公司,我们都希望帮助他们实现开发新药的梦想,最终造福广大病患。

澎湃新闻:现在新药研发难度越来越大,很多企业在做新药研发,在全球巨头们开始收缩的时候,中国开始做,这划得来吗?

杨青:的确,过去十多年来,西方药企在研发上有着很多的经验教训,走了一些弯路,不过中国企业现在开始做新药研发,很多弯路就不用再走了,这是西方药企用大量金钱和时间换来的教训,这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弯道超车的一种可能,学费已经被他们交过了,这是好处。

其中一个特别的经验教训是,以往的新药研发都是“垂直整合”的模式,围墙一围,里面所有研发工作都自己做,“不闻窗外事”;现在最大的变化就从以前孤立的、封闭式研发体系,变成一种开放式、网络状的研发体系,开始大量运用外包和对外的科技合作,研发的重心和主体也逐渐从西方国家向新兴市场倾斜和渗透,这对中国和亚洲的研发都是利好。

当然也有挑战,虽然有和原来领跑者在一个起跑线上的机会,但是他们变得更加高效了,大家都在同时改革,寻找新的研发模式,竞争还会非常激烈。中国的创新医药公司,应该大胆迎接历史赋予的机遇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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